物产中大集团全面实施“混改国企清廉促发展机制建设”，实行员工动态持股，因违规违纪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将视情节减少或取消股份认购额度等；温岭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清理整治公职人员违规侵占村级分红，严查与民争利，打破“利益藩篱”……

　　6月18日，在杭州举行的首届“基层清廉建设（浙江）十大创新经验发布活动”上，记者听到了一个个饱含智慧的浙江基层清廉建设创新实践。

　　此次活动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大学主办，《反腐败导刊》杂志社和浙江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承办。现场公布了2019年度浙江基层清廉建设十大创新奖和八大创新提名奖。包括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全国知名廉政研究专家对浙江基层清廉创新和实践充分肯定。

　　近年来，浙江基层各行各业充分发挥首创精神，立足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纷纷探索创新，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基层清廉建设经验和样本。“这次发布活动很有意义，把基层清廉建设的宝贵资源挖掘、汇集起来，全面展示了浙江基层清廉建设的创新经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的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作出了贡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

　　基层清廉建设，究竟如何赋能基层治理？且看浙江各地亮出的真招、实招。

村务卡结算可追溯

　　在发布会现场，一组数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2019年，德清县村级非生产性开支同比减少421万元。

　　下降的数据背后，正是德清县探索村级非生产性开支村务卡结算制度在发挥效用。该制度也获得了本次基层清廉建设（浙江）十大创新奖。

　　基层治理的基础在村居，清廉浙江的基础也在村居。浙江各地在村级监督机制、监督方式上的创新，为小微权力运行戴上了“紧箍咒”。

　　与“钱袋子”相关的权力运行监督都是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和敏感点。如何管好村集体“钱袋子”，从源头上管住“微权力”、防止“微腐败”？2019年1月，德清改变原有的现金结算方式，在全县推广村级非生产性支出村务卡结算模式，实现村集体资金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督。目前，该制度已在湖州全市推广，覆盖1000余个行政村。

　　为堵住小微权力寻租的“缝隙”，基层拿出“啃硬骨头”的决心破除沉疴。在杭州市余杭区，一项微创新破解了村级小额工程监管的难题。

　　村级小额项目金额小，但数量多，给监督带了困难。余杭区将小额工程中的非专业性工程进行切割，以明标抽签的方式，邀请本村经过统一培训的工匠参与抽签，依靠群众进行监督，既简化了程序，又让工程更透明。一年时间，该区包清工项目预算资金平均下浮11%，节省资金361万元，交易周期平均缩短30天。

　　“利用小的特点发挥以小见大的积极作用。德清的公务结算卡、余杭的小额公共资源交易改革，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简便易行的好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李雪勤评价，这充分说明，办法不在大和小，关键要看效果好不好。

　　全省各地都在强化基层治理、规范权力运行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

　　永嘉县打造了集“三资”全面监管、审批线上监督、数据综合分析、风险实时预警、流转阳光公开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监管系统，管牢村里的“钱袋子”；平湖市创新“股权分红+社会治理”科学分配模式，将每个股东户的股权分红与农村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相结合，通过奖惩挂钩的形式进一步激励村民自治，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发挥了村民群众在推动清廉村居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实现了村级事务的透明和村民自我监督管理，让村级权力运行更加阳光公开……

　　“基层治理上的小创新能带来大变化。今年全省正在着力开展强化清廉村居建设、有力推动基层治理专项工作。针对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希望能涌现出更多对症下药的良方，推动形成山清水秀的基层政治生态。”浙江省纪委省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大数据成反腐“慧眼”

　　数万名基层监督对象基础信息全面采集，公共资源交易、社会救助等专业平台数据实时交换，信访举报办理、问题线索处置、案件审理等全流程线上操作……

　　如此功能强大的“数字纪检监察”平台并非设想，在发布会现场，诸暨市纪委市监委有关负责人对这一全力打造的数字平台进行了介绍。

　　清廉浙江建设离不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保驾护航。从引入数字解决方案到构建倒逼机制，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创新方式，提升监督的深度、广度、速度。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市纪委市监委积极将“枫桥经验”与基层纪检监察工作深度融合，打造“数字纪检监察”平台，推进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数字赋能，让基层纪检监察的战斗力显著提高：2019年诸暨市23个乡镇纪委监察办共立案460件，占全市立案总数的81.42%。其中乡镇自办案件95件，占全市自办案件总量的55.88%。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是清廉浙江的重要标志。如何评价或监测政治生态却非易事，探索运用数字解决的方案也成为破题之道。

　　金华市婺城区通过构建政治生态大数据平台，设计了188个具体指标和202个数据采集点，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当地政治生态进行动态精准研判，进一步提高了政治生态治理效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大数据开展正风肃纪反腐是当前各地积极探索实践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对公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方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指出。

　　创新方式不止于数字方案，为让监督更精准、更有力，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探索有的放矢、各显其能。

　　宁波市鄞州区构建每季度PK约谈、片区协作打破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等一系列倒逼机制，破解了一些镇（街道）纪（工）委和派驻纪检监察组“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的问题。

　　衢州市试点推行“五项监督法”，将复杂的日常监督归纳为专项监督、立项监督、常项监督、外项监督和并项监督，便于分类施策、量体裁衣，提高监督的精准性，聚焦攻克监督针对性不强、监督力量分散等问题。

　　“做实做细监督职责，需要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浙江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叶良芳说，鄞州、衢江等地纪检监察机关的探索很有意义，要进一步做好“常”“长”文章，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好家风能换信用贷

　　清廉建设不仅存于制度、机制之中，还需要营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社会氛围。当前，经过浙江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清廉文化深入社会各领域，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价值理念厚植于之江大地。

　　“好家风不仅让我获得‘最美家庭’荣誉，还让我获得了信用贷款。”金华市多湖街道下渎口社区干部盛美萍说。前不久，因儿子创业缺少一笔资金，她凭借“最美家庭户”称号获得了30万元贷款。好家风也能转换为有形的资产，而这正得益于此次获奖的“好家风信用贷”创新经验。

　　为凝聚清廉共识，弘扬优秀家风家训，金华浦江县率先依托“郑义门”优秀传统家规家训文化，以“文明家庭”为对象，推出“好家风信用贷”。这一创新很快在金华全市推广。截至2020年4月底，该市已有9.9万户“文明家庭”等各类先进家庭获得授信，贷款余额122.36亿元。

　　清廉浙江建设是涉及全省上下、联动各行各业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个清廉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自浙江省委作出建设清廉浙江的决定以来，机关、村居、学校、医院、企业等被广泛动员起来，社会共建清廉浙江大促进机制正在高效有序形成。来自村居、医院、学校、企业等自身的清廉建设以及“亲”“清”政商关系的创新，折射出社会各层面广泛的清廉自觉。

　　——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卫生院探索医院公权力清单工作模式，将所有公权力都梳理上墙，让每一项权力运行都有章可循、可管理、可监督。

　　——江山实验小学提出以“主体责任落实零失位、八项规定零违反、教育收费零违章、有偿家教零存在、上班时间零小差”为主要内容的“五科挂零”创廉目标，让校园“廉香”四溢。

　　——宁波市北仑区推出“亲清家园”管理模式，聘请“亲清管家”，让其在走访企业和帮扶企业时，寓服务于监督之中。

　　——物产中大集团、省能源集团等省属国企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和探索，让清廉成为员工的共识。

　　“在清廉浙江建设过程中，涌现出诸多富有重要价值的廉洁创新实践，成为浙江基层治理创新的缩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说。他希望，浙江继续在廉洁创新方面走在前列，为全国提供清廉建设的“浙江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