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浙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片神奇的沃土上，文物遗迹数不胜数，文化精品琳琅满目，文化样式异彩纷呈。去年以来，浙江省委宣传部与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联合开展了“浙江文化印记”征集评选活动。通过广泛征集、专家评审和社会投票，前不久，包括良渚古城遗址、杭州西湖、钱塘潮、西泠印社、越剧等在内的首批20项“浙江文化印记”出炉。

　　这些“文化印记”是浙江文化积淀的翘楚，是浙江的文化瑰宝。从即日起，本报推出《浙江文化印记》栏目，每一期，我们都将邀请一位与印记密切相关的专家与记者同行，走近印记的现场，感受印记的魅力，讲述印记和它们背后的故事。首期，我们来到“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

　　印，是一种时间的凝固，已逾百年的西泠印社，也恰似一道美丽印记，深深地镌刻在历史之中。

　　沿着白堤一路往西，孤山南麓，过圆洞门拾级而上，眼前茂林掩映，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泉石映带曲径通幽，这里便是西泠印社。

　　“和从前比变化大吗？”我们问。

　　“读美院时我第一次到这里，40多年了，西泠印社差不多一直保持这个样子。”站在文泉前，陈振濂很是感慨。“其实更早时候的样子，我们从照片上也能看到，变化也不大。这得益于一代代印社中人竭尽所能的付出和守护。”

方寸印章 气象万千

　　西泠印社，人因印集，社以地名。那一枚枚印章之于印社，是荣耀亦是见证。

　　对这个百年社团，我们的访问从西泠桥畔绿树浓荫中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开始。

　　“这是由西泠印社筹建的中国印学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集文献收藏、文物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的专业印学博物馆。”陈振濂告诉我们，想要了解印，就得先到这里来看看。

　　一堵满是陶片的图片墙吸引了我们，“仔细看，每一片上面都有印痕。”陈振濂提醒道。印在中国的历史可谓久远，其早期形态一直能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这些不起眼的陶片。

　　谈到印的历史，绕不开的还有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三方铜玺。“目前尚未断定它们的准确年代，不过种种考古研究证明，殷商时期已有早期印玺之滥觞。”

　　印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个活跃的角色。上至天子达官的玺印，下至平民百姓的印章，在许多传说故事里，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虽然，古埃及、巴比伦、苏美尔等多个文明形态也曾出现过契刻形式的文字刻符，但伴随以这种形式诞生的文字体系一直传承延续的唯有中国的印章，并且成为历史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

　　我们随陈振濂来到中国印学博物馆二楼，这里有明清以来各位篆刻大家的作品。

　　“大家常常把印章和篆刻当作一回事，其实不然。”陈振濂指着一枚刻有“琴罢倚松玩鹤”内容的印章说，这样的一枚印，它所呈现的是一种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理想和审美，早已经脱离印章原来的实用性。

　　在这样的历史文脉中，我们才能领悟西泠印社为什么会成为一道文化印记。

　　首任社长吴昌硕曾说：“浙派盛行于世，社之立，盖有来由矣。”印社的产生正是得益于印学的兴盛，尤其是印学浙派的形成。清乾隆时，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崛起，风格古朴苍劲，力追秦汉，称雄印坛100余年，成为印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这也才有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西泠印社的成立。当时，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隐等4人在孤山数峰阁旁买地筑室，创立印社。从此，孤山从静寂中醒来，走向了金石相迸的佳篇乐章。

　　此后，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商承祚等名家皆加入其中，发扬光大。

　　从博物馆出来，绕过山脊，后山石坊旁的巨石碣“百年名社，千秋印学”映入眼帘，这是由启功社长在西泠印社百年诞辰之际所题写的。

　　我们站在碑前细细品味这8个大字，感慨万千。西泠印社之印，对于构筑一部完整的中国印学史，重要性不言而喻。

百年社史 波澜壮阔

　　西泠印社地方不大，却有4座亭子，最早的一座是仰贤亭。

　　站在亭内，凝望历代印社名家的石刻画像和题赞，仿佛还能窥见前辈们在此流连的时光。

　　陈振濂特别指出，西泠印社创立之初，国内许多社团名气更盛于它。比如1909年成立的“南社”，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较西泠印社高过许多。但到今日，那些社团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书中的一页。

　　一个以印为本的社团，却在中国近现代的百余年里，始终一脉相承，延绵至今，堪称奇迹。印社中人做对了什么？

　　西泠印社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办社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后来又增加“兼及书画”。但西泠印社又不仅仅只是一个文人雅集的所在。在前辈印人心目中，他们所执着的，不仅仅是为往圣继绝学，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在西泠印社西侧，游客不会不留意到一个石室。这是一座外表呈正方形的全石建筑，铁栅栏门上加了锁，门内隐约可见一座石碑。

　　“这是我们印社的镇社之宝‘三老讳字忌日碑’，它可是现存最古老的汉文石质碑刻。”打开拉门后，陈振濂介绍道，江南并非汉代文化的核心区，而这石碑上刻着的是一个汉朝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及名讳，这块东汉石碑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都非同寻常。

　　《汉三老石碑》落户西泠印社的背后有一段佳话。

　　1921年秋，有日本商人以8000大洋购买石碑并欲运往国外。华夏古物外流，许多人坐不住了。时任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倡议并捐献财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筹措到了65人捐赠的11270大洋。

　　“当时石碑都已经被运到船上了，但最后还是被重金赎了回来。”谈起此事，陈振濂有些激动，当年那批西泠印社社员不遗余力去抢救国家历史文化遗存，正是西泠印社贯穿始终的追求，超越了单纯的印学研究范畴。

　　“爱国爱社爱文化，这些精神支撑西泠印社发展至今，并成为每一代印社人的普遍共识。”轻触《汉三老石碑》上刻着的捐赠者姓名和金额，陈振濂回忆起西泠印社数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抗战时期，杭州沦陷，西泠印社所有活动被迫停止，但居住在孤山的叶秋生一家尽心看护社址。彼时，创社四英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在上海虽度日艰难（吴隐已经去世），却仍省出钱来，每月定期寄到杭州，整整坚持了8年。

　　此后，西泠印社也一度停办。1956年春天，书法大家张宗祥在省人代会上主张恢复西泠印社。经过数年筹备，1963年秋，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之际，迎来新生。

　　在此后的商业化浪潮中，西泠印社一度因维持生计外包商店而遭受多方批评，发展停滞不前。

　　此后，印社围绕公益性文化事业整体改革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转企改制两条线交替推进，打响了“杭州牌”“印学牌”“西泠文化牌”，并在巩固传统出版、艺术篆刻等经营项目外，迅速进入了拍卖、展览、培训等新领域，摆脱了生存危机，步入发展新阶段。

　　西泠印社百年华诞之际，又重新确立了建“天下之社”“名家之社”“博雅之社”的目标定位，开启了新征程。

　　每逢春天，印社同人都会相约回到这里，合仰先贤、切磋艺事。在祭先贤文抑扬顿挫的宣读声中，整齐队列，祷祝叩首敬香鞠躬。

　　是的，不论走了多远，这孤山一隅总是他们的心之所向。几辈人的传承，让这一小片山麓和建筑明亮了起来，在漫长的时间里，刻下深深的一笔。

印信百年 西泠不老

本报记者 沈听雨 黄慧仙 吕之遥

千年印学 播芳六合

　　沿着西泠的一泓清水，我们来到了距离印社入口不到20米的柏堂。

　　陈振濂记得，2012年6月29日，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前来履新，在这里为印社题下“播芳六合”4个大字，寓意西泠印社的精神像花儿的芬芳一样,散播到世界各地。

　　他也记得，自己专程去香港拜见饶宗颐先生请他接任社长时，饶公说要给大家布置个任务：之前都说是“西学东渐”，期待西泠印社的同仁，能将“东学西渐”。

　　后来，在社长颁证仪式上，饶公致辞：印社社员们要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要把西泠印社放在世界的视野之中，让人们共享中国篆刻艺术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事实上，近10年来，西泠印社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走向世界舞台。

　　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西泠印社社员负责为各国领导人篆刻印章。如何让不理解汉字含义的各国领导人感知印文化的魅力？陈振濂回忆，“我们有意创新了图形印的概念，为外国领导人篆刻肖像印章。”

　　当这批图形印呈现在各国领导人面前时，他们立即被打动了。普京、默克尔、奥巴马等纷纷认出了自己，他们很高兴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古老的艺术中。印，以最古朴的形态，完成了最贴近“世界语”的交流。

　　2016年，杭州G20峰会时，西泠印社主办了一场“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从世界印章史的角度，考察其他地域及文化背景中的印章。2018年，西泠印社115年社庆时，又推出了“世界图纹与印记”主题研讨会，不断拓宽印学文化国际化范畴。

　　陈振濂回忆：“沙孟海社长曾说，所有的印社中，没有一个像西泠那样有强大的覆盖全国全世界的学术力量。”沙孟海社长更是提出要把西泠印社打造成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真正发挥引领印风的作用。

　　说到当今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陈振濂十分自信。西泠印社每年一本论文集，都在800至1000页，洋洋洒洒百万余字。如果把历年的论文集分册铺开，可以堆满整张桌子。

　　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在这一辈西泠印人看来，“印”的天地越来越大。西泠印社，天然具备“播芳六合”的责任和担当。

　　我们此番游历的结束处选在四照阁。这里是西泠印社的风景最胜处，安坐其中，四面八方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当年创社人之一叶铭曾经为此撰写了一副对联：“面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心心相印，因人传地地传人。”

　　这副对联似乎最能代表西泠印社的人文意蕴，也最能代表西泠人当下的心愿——重振金石学，提倡诗书画印综合。

　　百年印社，风景这边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