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 数字报纸


00009版:深读

安吉推广“导师帮带制”15年历久弥新——

绿水青山间 谱写新“师说”

  “你看,我们的名字都在上面!”日前,听说位于安吉县上墅乡刘家塘村的“师说馆”开放了,72岁的“老乡干”黄宣富赶忙跑去参观,并很快找到了“兴奋点”。

  “师说馆”里展陈着安吉县“导师帮带制”的前世今生。2004年,上墅乡为增强年轻干部做群众工作能力和对“三农”感情,探索“以老带新”为载体的“传帮带”工作模式,黄宣富正是当年乡里首批帮带导师之一。

  让黄宣富想不到的是,一项几个人合计出的“土办法”,会在“两山”理念发源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05年,安吉县委在总结上墅乡“传帮带”做法基础上,创新推出“导师帮带制”,15年间,不仅在全县乡镇、部门坚持开展,还在村社基层组织、两新组织等领域广泛推广,甚至输出到全国扶贫攻坚“主战场”贵州沿河县、四川青川县等地。

  6月10日,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湖州市委组织部、安吉县委主办的安吉县推行“导师帮带制”15周年工作研讨会举行。来自中央党校、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新华社、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党建研究会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对安吉“导师帮带制”的探索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新时代“导师帮带制”续写新篇章开出良方。

  这项制度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在哪里?记者日前前往安吉一探究竟。

山乡探索

以老带新

  凝望“师说馆”橱窗里精致的拜师帖,安吉县住建(规划)局村镇建设管理科副科长詹慧君突然觉得,如烟往事如此清晰。

  这张拜师帖的主人正是她。随着当年导师宣孔武的过世,她对16年前那段记忆愈发流连。

  2004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詹慧君来到上墅乡政府工作。“那时候,我的基层工作经验为零,有时连农户家门都不敢进,因为怕说不上话。”詹慧君回忆说。

  事实上,当时在上墅乡,詹慧君的情况并非个例。“出家门、入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年轻干部占了四成之多。

  而彼时的浙江,正部署开展机关效能建设,以“高效、廉洁、勤政、务实”的政府新形象助推新一轮发展。

  做不了群众工作,机关效能怎么能上得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4年4月,机关干部“以老带新”工作法在上墅乡萌发。

  回忆当时场景,黄宣富历历在目:“老宣把我和另外两个老乡干叫到一起,提出师傅带徒弟的想法,其实我们看年轻人接不上班心里也急啊,就一致同意这么做!”

  于是,乡里为首批12名30岁以下的干部“认”了4名导师。黄宣富口中的老宣宣孔武成了詹慧君的导师,他曾担任上墅乡常务副乡长,2002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

  此后一段时间,每次进村入户,詹慧君总跟着导师,边做边学边听教导,这种案例式帮带法让她很快就能独立上手解决问题。“有了师傅,我底气足了不少。”

  2005年4月,在充分肯定上墅乡做法的基础上,安吉县正式提出“导师帮带制”,并在乡镇机关干部中推广。

  跟詹慧君一样,1992年出生的上墅乡团委书记朱峰辰对自己的导师——刘家塘村党总支书记褚雪松同样敬重有加。

  精干的寸头、黑黝黝的面庞、一双庄稼汉的手,这是朱峰辰对褚雪松的第一印象。2018年深秋,他从机关来到乡镇,随着最初的新鲜和激动渐渐退去,能不能做好农村工作的焦虑涌上心头。

  朱峰辰记得,2019年元旦,褚雪松叫他一起去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还专门带上饭菜。“到了老人家里,我想都没想,就把纸盒装的饭菜端上桌。突然身后传来师傅严厉的声音:你见过哪家村民过新年用纸盒装饭菜的?”褚雪松边说边走进厨房去拿碗筷,把饭菜重新装盘,又给老人盛了一碗米饭,并很自然地招呼朱峰辰坐下陪老人吃饭。

  陌生的环境、略脏的桌凳,若是以前,朱峰辰肯定找理由拒绝,可那天他却吃得很香,“因为这是我融入乡村的开始。”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朱峰辰跟着褚雪松走访农户调解纠纷,走上田埂宣传政策,邀请青年创客进行座谈,渐渐学会了与村民交流的技巧,也琢磨出乡村工作的方法,还明确了契合区块产业特色的工作思路。“在师傅潜移默化的帮带下,我一点点把‘书生气’转化成‘干事风’,农村工作越做越有味道。”朱峰辰说。

  从出台深入开展实施意见,到全面在机关部门和乡镇、企事业单位和村(社区)中推广,再到在机关单位、农村基层组织、两新组织及高校选调生等领域和群体扩面覆盖,安吉县“导师帮带制”一步一个脚印往前推进。截至目前,全县有2200余名年轻干部通过导师帮带成长为单位骨干。

  对此,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副校长、教授陈立旭认为,从临时举措到正式制度,从个体行为到组织行为,从“星星之火”到系统全面的帮带制度,“导师帮带制”用15年时间完成了从做起来到传下去的“转身”。

薪火相传

由点到面

  冬去春来,大自然在更替中孕育生机。在安吉,“导师帮带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导师带徒弟,徒弟变导师再带徒弟。而这背后,是人民群众这片“沃土”。发源于群众工作、深耕于群众工作、成长于群众工作,让“导师帮带制”有了“源头活水”。

  2005年,是安吉“导师帮带制”的起始年,也是现任孝丰镇横溪坞村党总支书记裘松伟人生的新起点。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和村里的老支书王昌年成了师徒。“是老书记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裘松伟说,他上任村党总支书记后没多久,村里实施水库加固工程。“这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但我以前没学过水利知识,现场管理也一窍不通。”裘松伟说,幸好有老书记天天陪他跑工地,让他快速积累经验。当时正值寒冬,如果在气温过低情况下浇筑堤坝会影响坚固度,怎么办?王昌年给他出了一个注意:在混凝土上放个温度计,如果低于-3℃就停工。果然问题迎刃而解。

  不光帮带,还要评议。裘松伟说,到年底,镇党委要对师徒双方背靠背评议,并由师徒所在单位的干部群众来评价帮带成效,单位党组织根据评议、评价结果作出帮带鉴定。鉴定结果不仅是导师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也作为年轻干部年度考核、职级晋升的重要参考。

  两年后,裘松伟顺利“出师”。但“导师帮带”的种子,已深深种进了他的心里。2008年,横溪坞村来了第一位大学生村官,名叫周毅,负责教育、宣传等工作。根据导师帮带制度,裘松伟成了他的导师。“我记得周毅刚来时,白净斯文,个性内向,跟我到村民家里,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怎么锻炼?裘松伟脑子一转,有了想法:“让他先去走访村里的学生群体。”一圈下来,周毅渐渐和村民熟络起来。“不到半年,全村人他都能认个眼熟了。”裘松伟说。

  导师的言传身教,激发了周毅想做事的热情。走访时,他发现不少农户的电脑闲置。于是,便主动找裘松伟商量,办起了电脑培训班,让村民享受“互联网+”的便利。

  安吉立足中国最美县域建设实际需要,总结深化好做法好经验,探索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举措新方式,实现“导师帮带制”从干部自发到组织安排、从机关内部到全域拓展、从以老带新到互帮互助的转变,帮带体系也从“个对个”“点对点”延伸至“点对面”“面对面”。

  浙江佐力百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佐力百草公司)与鄣吴镇上吴村结对,由佐力百草公司担任“导师”助力“消薄”,成为当地一段佳话。双方结对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吴村和佐力百草公司共建的50亩浙贝母种植基地。“第一次种植时,公司不仅提供种子,还带技术人员上门传授技术,并保底价格收购,让村集体经济‘旱涝保收’。”上吴村党总支书记朱有云介绍说,去年村里成功“消薄”,更让他们下定了决心发展中药材产业,“去年,我们种植的浙贝母药用价值已得到市场认可,今年的产量和品质都会提高。因为家家户户都在尝试种植浙贝母,发展凝聚力也更强了。”

创新运用

深化拓展

  韩愈在《师说》中写道,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1200年后,安吉人用实践作出《师说》新注脚:破除年龄、身份、职务界限,只要有能力、有专长者,都可以成为导师。

  “我们这位厉师傅,很厉害的!”说这话的姑娘,是安吉县社保中心新任参保科副科长叶书红。

  在安吉县政务服务大厅,厉云彪工作室很有名气。它就设在大厅中央,敞开式设计,与办事企业和群众零距离。

  厉云彪今年57岁,原先从事保安行业,2016年8月到县政务服务大厅社保窗口工作。3年多下来,已是线上线下的社保业务专家,结对帮带的徒弟不下50人,叶书红就是其中之一。

  她记得刚跟厉云彪结对没多久,就被师傅要求学会企业社保业务网上申报全流程。“这不是企业自己的事嘛!”起初,叶书红觉得师傅“多操心”。“万一企业申报时遇到信息没输对、参保人员身份证号码错误等情况来电咨询,你能解答吗?如果解答不了,人家就可能要多跑一趟。”厉云彪的这番话,让她顿悟:服务工作没有最细只有更细,关键要学会“换位思考”。“做到眼前能浮现整个网上申报系统,清晰地记住上面的每个板块、每项功能,你就合格了。”厉云彪接着说。叶书红服气地点点头,经过约一个星期的“强化记忆”,她终于达到了师傅的要求。

  “我们通过打造厉云彪工作室等品牌,深入开展导师帮带制,持续提升窗口人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薪火相传,还要常见常新。

  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认为,“导师帮带制”是抓手载体,更是方法理念,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创新运用、深化拓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15年来,安吉县坚持创新为“活”,不断丰富“导师帮带”的方法和形式。在实践中,把“导师帮带制”运用到招商引资、项目推进、企业服务等领域,构建“人才帮扶”“工匠结对”“村企联姻”等工作体系。此前,为加快恢复生产,安吉建立复工导师团,共派出各级复工导师637名,服务企业项目1481个,解决问题3200余个。不仅如此,基层党建、民主法治、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民生事业,助力脱贫攻坚和“两山”转化等领域,也都有“导师帮带制”的存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江生认为,“导师帮带制”要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形成更完善的制度并在全国推广。

  这一想法,与安吉县的做法不谋而合。

  “钱老师,海拔1100米左右的地方适合种什么茶?”“钱老师,我们的茶树叶子不转绿,怎么回事?”……5月底,溪龙乡农业农村办干部钱义荣的微信里,不时传来贵州省沿河县中寨乡干部杨建军的“咨询”。在沿河县,有3个共计1500亩的产茶基地,由钱义荣和同事作为“导师”帮扶种植。

  虽然远隔千里,但钱义荣深深感受到对方的焦虑,“导师”的责任感顿时涌上心头。安排好手头工作后,6月4日,他专门坐高铁赶到贵州。因为前几天刚下过雨,走在茶地里一脚深一脚浅,可他一点都不介意,只关心茶树的长势和种植户的收益,很快,就给出3条建议:注意水土保养、适当施肥、明年茶叶早摘。

  2018年,溪龙乡黄杜村党员主动向帮扶地捐献白茶苗助力脱贫攻坚,持续开展跟踪指导帮扶,赋予了“导师帮带制”新内涵。两年多来,安吉县向湖南古丈县、四川青川县和贵州普安县、沿河县、雷山县等3省5县的贫困村捐赠“白叶一号”扶贫茶苗2200万株。通过实地指导、现场培训、定期沟通等方式,倾囊传授安吉白茶种植销售技术,目前扶贫茶苗已产生经济效益,带动越来越多的当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路。


浙江日报 深读 00009 绿水青山间 谱写新“师说” 2020-06-12 浙江日报2020-06-1200006;浙江日报2020-06-1200007;浙江日报2020-06-1200019;20967379 2 2020年06月12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