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每个人都有15分钟的高光时刻。对年轻的余姚检察官许淑彦和任家平来说，这一时刻，或许就是去年首次进村处理一起刑事伤害案件，说服当事人签下谅解书的瞬间。矛盾就地化解，乡村治理的隐患得以消除。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因人才缺乏、保障不充分等因素，农村法治建设相对滞后，遇到纠纷“信访不信法”等现象常见。

　　为此，2019年5月，余姚创建“乡村检察官”制度，以泗门镇、梁弄镇为试点，向21个村庄派驻检察官，探索法治乡村建设的独特路径。

　　一年来，首批检察官走进乡村，用专业知识就地处理疑难案件，将公益诉讼变成法治宣传的契机，着手培养了一批具备法律素养的检察官联络员。试点村里，一个利益有保障、纠纷能化解、矛盾能消融的全新秩序正在形成。

大事能否不出村

检察官在家门口调解刑事案件

　　沈叶钏一头短发，看起来干练爽利，当了23年检察官，办案做事很有一套。许淑彦戴着眼镜，圆圆的脸上有些书生气，但审查案件，又很是成熟稳重。从城管部门选调到检察院的任家平，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干事雷厉风行……

　　无论哪种性格，听说入选首批乡村检察官时，他们的反应颇为一致——疑惑。“去做什么？”许淑彦说，她为此还特地搜索材料、观看电影，做了一番准备，“我想日常工作肯定离不开化解矛盾、维护村民权益。”

　　这一直觉，与余姚创建乡村检察官制度的目的不谋而合。沈叶钏告诉记者，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土地纠纷、交通肇事等引发的刑事案件明显增多。尽管多年来各地不断强化乡村法治建设，司法局、工商局、环保局等部门陆续进驻乡镇“四个平台”，但法律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不少地方遇事仍靠经验调解，既影响了矛盾化解效率，也不利于农民权益保护。

　　泗门镇水阁周村就挺典型。这个拥有1036户、2863人的村庄里，散布着大大小小120余家企业，常住外来人口达2860人。新老村民与企业之间劳资纠纷多，村民与村民之间因邻里琐事、宅基地使用等引发的案件也多，每年大事小事不断。

　　村党总支书记杨业浩告诉记者，前年，杨家与蔡家因自来水问题发生口角，双方一时激动发生扭打，造成其中一人耳膜破裂。村干部多次调解不成，最终伤人者以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小孩考公务员、参军都受影响，两家彻底伤了和气。”杨业浩叹了口气。

　　2018年，“法治乡村”4个字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要求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当年，浙江进一步提出打造“善治乡村”，主要内容就有健全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联动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我们以乡村检察官为载体，推动法律资源下沉，在家门口处理案件，在源头解决矛盾，推进诉源治理。”余姚市检察院检察长陈莹介绍，2019年5月，他们以泗门镇为试点，按照犯罪发案率、聚集人口等将20个村（社区）划分若干片区，分别派驻检察官。同时选择梁弄镇横坎头村，轮流指派检察官定期走访。

　　当年6月，21个村（社）挂上了“乡村检察官”联络牌。“但说实话，工作推进并不像挂牌那样容易，村民对我们不熟悉，村干部也不清楚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沈叶钏说，两周过去，他们只接到零星几个咨询电话，问的也是个人事务。

　　变化的契机，同样在水阁周村。去年，老杨家办喜事，亲戚的车堵住了洪某出行的道路。两人推搡间，洪某倒地受伤，引发刑事案件。

　　沈叶钏与任家平走访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联系村干部、镇司法所，组成调解小组。当天，他们特地穿上制服来到调解室。先晓之以理：一方面刑事连带民事诉讼耗时又耗力，没有小半年结果下不来，另一方面，老杨身体曾动过手术，推人也并非出于故意，法院会酌情考虑动机与行为能力，作出判决。再动之以情：前后邻居，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妨各退一步。

　　满腹委屈的老杨与怒气冲冲的洪某，看着乡村检察官摆事实讲道理，慢慢也将他们的建议听进了心里。前后调解3次，洪某终于接过沈叶钏手里的谅解同意书，接受19.3万元经济赔偿，双方达成刑事和解。

　　“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杨业浩说，乡村检察官的主动参与，让村民能够“找得到法”“信得过法”，“矛盾调解效率高了，大事也能不出村！”

　　一年来，乡村检察官累计走访村（社）200余次，化解矛盾33件，促进刑事和解8件，不少村庄向着无案件、无事故、无信访的“三无村”迈进。

普法难点咋破解

用公益诉讼回应民生诉求

　　农村，是普法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

　　“若追溯农村刑事案件的源头，实际上很多是琐事、小事。正因为不少村民法律意识淡漠，对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认识不足，最终演变为大事。”当了一年乡村检察官，如今的沈叶钏对法治建设颇有感触，“创造良好的乡村治理环境，归根到底防大于治。”

　　但像水阁周村一样的城郊、镇郊村庄，人口基数大、居住环境复杂，普法活动组织难度大，单一的形式也很难激发人们的兴趣。在偏远山村，留守在家的多为老人、妇女、小孩，受知识水平、生活环境影响，普法效果也不明显。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公益诉讼成为一大着力点。

　　时隔大半年，提及乡村检察官办理的“未成年人违规上网”民事公益诉讼案，很多人仍然津津乐道。

　　作为浙江省首批27个重点培育的小城市试点镇之一，泗门镇民营经济发达，人口密度大。多年发展中，逐步聚集了众多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走访中，不少村民反映，“孩子一放学，家也不回，直奔网吧。”

　　为此，利用双休日，乡村检察官们对全镇20余家网吧进行排摸，搜集未成年人违规上网线索，联合镇派出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日晚间，他们还见缝插针约访了10余名家长、学生，进行教育宣传。

　　两个月后，他们将所有线索移送余姚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并由该部向文广局发送行政检察建议，引起全市重视。

　　许淑彦记得，此后不久，不仅泗门镇人，连相邻镇街村民也发来公益诉讼线索。一年来，他们累计收集移送监督线索12条，配合检察院发诉前检察4份，得到采纳整改。“这些年，老百姓越来越关注水、空气等环境质量问题，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借现场调查、检查整改、公开听证等契机，我们让老百姓知道公益诉讼这一维权方式，也让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她说。

　　前不久，他们还专门在钉钉、微信等平台，开发乡村检察官应用程序。村民不用跑检察院、不用打电话，用手机就能通过图片、语音、文字等形式，将举报线索、个人诉求等上传。平台则组织专人回复，回应民生诉求。

　　不仅如此，这一年，每个村（社）的村民议事日、“星级文明户”创建评比等场合，“乡村检察官”也从不缺席，从家庭婚姻关系到邻里纠纷，从土地确权办证到疫情期间劳资问题，他们用专业法律知识，逐一解答村民疑惑。

　　泗门镇小路下村，每月一期的村级杂志《清风月刊》广受欢迎。去年开始，月刊专门开辟乡村检察官栏目，通过以事说法、以案释法，将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普法宣传。村民看得认真，更记在心里。据了解，从去年5月至今，小路下村矛盾纠纷数量显著下降，刑事案件“零发生”。

　　在乡间，检察官们用行动赢得了口碑，收到了成效。

法治人才哪里来

建立一支乡村检察官联络员队伍

　　对泗门镇后塘河村村干部方凌萍来说，这同样也是变化最大、收获最多的一年。

　　大学一毕业就到村里，做的还是综合治理工作，方凌萍常常觉得压力不小。一次，接到村民投诉称有外来人员偷倒垃圾，他匆匆赶去劝阻，谁知对方根本不买账，甚至扬言威胁。村民在旁也颇有怨言，直催促“赶紧找管事的来”。

　　最终，镇派出所与村支书一起出面，解决了纠纷。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深感缺少专业法律知识和做群众工作本领的方凌萍，既委屈，又挫败。

　　有意思的是，乡村检察官制度从设立之初，就将目光聚焦到像方凌萍一样的年轻村干部、村民。“乡村产业发展，最怕干部一走产业就散，法治建设同样如此，关键是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培养一批有能力的人才。”在沈叶钏看来，21个村（社）矛盾调解、犯罪预防、普法教育千头万绪，乡村检察官的力量相对有限，“必须发动老百姓参与，让村民成为乡村善治的主体。”

　　为此，在选派乡村检察官的同时，余姚以试点村（社）为单位，根据犯罪发案率、聚居人口等因素划分成若干网格，每一网格聘任一名政治素质强、有正义感、有担当的村干部、人大代表、热心群众等为乡村检察官联络员。方凌萍也被选为了后塘河村乡村检察官联络组副组长。

　　季度法律培训、微信群定期联络、面对面法律探讨、共同调解矛盾……从不敢开口、说不上话，到对《城乡规划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颇有了解，眼下，不少联络员处理起因宅基地使用权、环境损害等引发的纠纷，已十分老练。

　　不久前，小路下村里发生了一件事。前些年，一户单姓人家以10万元左右的价格，将宅基地私下转让给外来人员余某。去年儿子去外地读书，单某又想收回宅基地，回村居住。但余某早已花费50余万元建了房子，不同意单某以原价回购宅基地。

　　双方争执不下，闹到了村委会。调解现场，还未等参与案件的许淑彦开口，小路下村党委书记沈福灿，就将自己梳理的宅基地“三权分置”、合同效力等法律规则娓娓道来。在他的引导下，双方最终同意取消原交易并改为租赁，重新签订宅基地使用权租用协议，余某再多出2万元租赁费，消除了争端。

　　沈福灿告诉记者，这些年，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推进、产业项目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村民对住宅、道路、排水、供电、垃圾收集等各项建设布局，也有不理解的地方，“检察官联络员的培养，提升了村干部、村民法律素养，让村庄财权、物权管理更加规范，让我们干工作更有底气。”

　　据了解，目前，余姚全市已有乡村检察官联络员100余名，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