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贵州一直是全国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省。

　　1996年，宁波市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对口扶贫协作工程正式启动。自此，两个州数百万贫困人口的命运，便与浙江紧紧相连。宁波至今共派出24批139名干部投身这场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2013年，杭州接力帮扶黔东南州，宁波继续帮扶黔西南州。杭州至今共派出5批52名干部。

　　截至去年，两个州22个国家级贫困县已有18个脱贫摘帽。

　　24年后，我们的贵州之行首先来到黔东南州州府凯里，发现这座城市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着感激之情：2001年和2019年，当地先后将两条城市主干道命名为“宁波路”和“杭州路”，并把黔东南州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小区命名为杭州路社区。

　　浙江印记早已融入这片土地，也融进当地群众的生活里。

传承24年的接力棒

　　站在自家17楼的阳台上，看着簇新的杭州路小区，34岁的吴晓辉总回想起原先台江县老屯乡的家——一栋老旧的木板房孤零零嵌在山间。

　　“以前我在外面拼命打工就是想过上好日子。”他曾无数次在梦里和家人团聚，醒来却是惆怅。

　　2018年底杭州路社区落成，让吴晓辉圆梦。与黔东南全州1.8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一起，他们一家5口住进了现在100平方米的电梯房。

　　搬出来只是第一步。为确保贫困户“稳得住、能致富”，杭州同步投入1200万元，在社区建起农贸市场、学校和扶贫车间等。

　　“现在我和老婆就在楼下服装厂上班，孩子也在社区里上学。”吴晓辉说，“这一切，要谢谢浙江。”

　　这也是我们从76岁老校长田应炳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作为黔东南州黄平县新州镇象山希望小学的第一任校长，老人一直记得，1997年，是对口帮扶黄平的宁波象山县投入25万元资金，在这个苗乡建起了全县第一所希望小学，让100多名苗族、汉族孩子搬离早就破旧不堪的校舍。“很多孩子的命运，因为浙江而改变。”老校长动情地说。

　　但在浙江接力帮扶者看来，这只是责任和心愿。

　　谈及第一次带队赴贵州考察，时任宁波市长的张蔚文感慨地说：“帮扶贵州是政治任务，也义不容辞。作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我们有责任帮助西部地区贫困群众一道过上好日子。”

　　宁波市扶贫办第一任主任张祖安也表示，自己一趟趟赶赴贵州，就是抱着“让黔东南、黔西南群众都过上小康生活”的朴实心愿。

　　24年来，虽然帮扶干部换了人，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始终没变。

　　“以前常常会想好日子是什么样的，现在的楼纳村就是。”黔西南州义龙新区楼纳村村民吴尚菊说。

　　2011年，习近平同志考察楼纳村时提出，把布依族村寨的新农村建设搞得越来越好，让少数民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殷殷嘱托已成为现实，现在村里的旅游业红红火火，枇杷、百香果等精品农业处处可见，楼纳已经成为小康村。

　　“这并不是终点，我们要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让群众生活越来越好。”今年来义龙新区挂职的宁波海曙区干部杨剑云说。他身后，刻着“饮水思源”的石碑矗立在村民广场边，承载着当地群众的感念，也激励着他继续前行。

永不撤离的工作队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黔西南州普安县红星村的长毛兔养殖小区，3月份出生的兔仔迎来第一次剪毛，来自宁波镇海区的挂职干部王利明又来到贫困户肖广田的兔舍了解情况。

　　“一只兔，油盐醋；十只兔，新衣裤；百只兔，娶媳妇；千只兔，进城住。”这句普安顺口溜，肖广田感受最深。通过养殖长毛兔，他从之前借不到酱油钱，到如今年收入六七万元，成为当地脱贫致富带头人。

　　兔子的故事要从2006年讲起。当年，浙江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上开始提倡“输血”与“造血”结合，帮扶与合作并举。也是在那一年，镇海区挂职干部徐天红牵线搭桥，把251只浙系长毛兔引入普安。

　　14年过去了，这只“浙江兔”成了当地“脱贫兔”。

　　“目前，全县长毛兔存栏量达17.68万只，覆盖带动贫困户2005户7452人。去年，普安县脱贫摘帽。”在宁波挂职干部、普安县副县长方健看来，浙江在黔西南留下了一支“永不撤离的扶贫工作队”——这是方健的心愿，也是所有帮扶干部的目标。

　　冲着这个目标，在全国蓝莓种植面积最大县黔东南州麻江县，宁波、杭州两地干部接力20年，全力帮助当地打造蓝莓全产业链。

　　我们在当地的蓝莓基地看到，当年宁波援建的部分小型冷库仍在使用中。而今，由杭州帮扶建设的5000平方米大型冻库已投入使用。

　　杭州挂职干部、麻江县副县长王伟告诉我们，2013年以来，杭州共投入7500多万元资金帮助当地建设深加工基地、实验室等，蓝莓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如今，40%的麻江人都和蓝莓打起了交道。

　　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被引入、培育起来，为群众脱贫提供长久动力。在黔东南州黄平县旧州镇的深山中，得益于杭州挂职干部顾建强的大力支持，当地青年王忠明返乡创业，养殖460亩大闸蟹已见成效。去年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等形式，养蟹效益惠及贫困户600多人。

　　2018年，浙江安吉县黄杜村农民党员向黔西南州普安县等贫困地区捐赠1500万株茶苗，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今年，在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来自安吉的“白叶一号”感恩茶园迎来首采。

　　“还是在自家土地里劳作，但挣的钱比以前多多了。”屯上村村委会主任蒋成勇说，现在浙茶集团还提供全产业链帮扶，让村民对今后生活有了更大的盼头。

要做最根本的扶贫

　　经过多年帮扶，一个认识越来越清晰：摆脱贫困首要是摆脱意识和思路上的贫困。用一些干部的话来讲，就是要“做最根本的扶贫”。

　　从硬件支持到软件加持，浙江干部接力扶贫的影响已逐渐显现。黔东南州教育局教育工作科负责人陆勇是见证者，也是受益人。

　　2006年，时任黎平县岩洞中学校长的他，作为首批赴宁波学习的13名贵州中小学校长之一，到镇海学习半年，发现“原来学校还可以这样管”。回来后，他率先在州里实行教师竞争上岗机制，将学校的教学质量一下子从全县倒数提到全州前三。

　　早在1999年，宁波扶贫办就组织了首批100余名黔东南、黔西南村干部赴浙江考察学习。那一次，凯里市南花村村支书潘仁峰在浙江看到发展乡村旅游也能发家致富后，大受触动，回来后转变思路搞起了苗寨旅游，也让南花村村民在家门口赚到了钱。

　　21年后，我们来到南花村，发现这样的故事还在深入。潘仁峰介绍：“前段时间村里刚筹措了一笔资金，打算把闲置的村委会老楼改建成精品民宿，把客人留下来。”

　　越来越多的浙江发展理念被带到贵州，改变着这里的人。

　　电商扶贫就是其中一项。曾在黔东南州挂职的杭州滨江区副区长姜永柱告诉我们，从2014年开始，杭州主抓电商扶贫。在贵州的3年，他跑了黔东南州80%的村子，把“村淘”一点点做起来。在他之后，电商扶贫一直是杭州挂职干部的重点工作之一。

　　黎平县90后小伙朱大丁记得，5年前经营网店遭遇低谷时，就听姜永柱说过：“做电商，不是你喜欢什么卖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卖什么。”此后，他开始注意选品种，每个月还去杭州学习。他创办的网店“寻黔记”，今年“五一”实现交易额145万元，帮助近百位村民增收。

　　过去两年，黔东南州实施“两千子弟兵东进取经计划”，选派了2208名党政干部、专技人才到杭州锻炼培训；而宁波在帮扶黔西南州的24年里，共为当地培训各级党政干部、教师、医生和各类技术人员2万多人次。

　　“脱贫不等不靠，致富敢闯敢冒”“勤劳可致富，扶贫来帮助”……现在走在黔东南、黔西南的大路小道上，我们深刻感受到，这样的标语写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指引着他们从新生活的起点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