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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版:深读

浙江检察机关如何做到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

“一封信”带来的变革

  “翘首以待,见字速复。”每封信件的寄出,背后往往饱含期待。

  信访件更是如此。群众以此反映情况、表达意见、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为的是解决身边的迫切问题。

  今天,这份期待正在被给予更高重视。

  5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检察机关“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有关工作情况,并邀请来自“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浙江省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出席答记者问。

  这项制度去年3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对所有群众信访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者结果答复。一年多时间过去,浙江成绩不俗——去年3月至今年4月,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共通过信、访、网、电渠道接受群众信访件37412件,除去没有联系方式等不具备回复条件的,程序性和实体答复率均达100%,重复来信同比下降35.26%。

  检察机关要付出多少努力、做出哪些创新实举,才能不辜负“一封信”背后的殷殷期待?近日,记者采访全省多地各级检察机关,深入了解这场由“一封信”带来的变革。

有始有终

“案件化”办理信访件

  “请问……是检察院吗?我们想申请司法救助……”3月17日,上班时间刚到,家住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的高阳和高明(均为化名),拨通了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的电话。

  两人是堂兄弟,一直在杭州打工,春节前回到老家。2月,兄弟俩接到余杭区检察院检察官汤曼娜的电话:2011年持钢管、刀棍将他们打至重伤的嫌疑人已经抓获归案。汤曼娜在电话中得知,兄弟俩因嫌疑人赔偿能力有限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赔偿,只能四处借钱治病,至今仍负有大量外债,还被列为阳新县重点扶贫对象,便向他们介绍,如需司法救助可以拨打12309热线。

  接到来电的是余杭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沈旸。电话结束没多久,高阳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您的信访材料收悉。经审查,符合我院受理条件,我院依法受理。办理进展或者办理结果由具体承办部门在3个月内向您答复。”此时,沈旸已经将兄弟俩的情况录入了电脑中的“全国检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2.0”,短信内容就是这个系统自动生成发出的。

  “不要小看这个系统。”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信访、举报组组长周芳向记者介绍,这个由最高检研发、去年12月在全国正式上线运行的智慧系统,一大特点就是可以帮助检察官对信访事项进行“案件化”办理。

  “我们将收到的信访件录入系统,自动生成7日内程序性回复的内容,经办信检察官审核后,就能以短信等方式告诉当事人来信的审查处理情况,包括是否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目前正在哪个部门办理等。”周芳说,这个“立案”过程看上去简单,但全省检察机关一年信访数量3万多件,如果按以往人工回复的方式,工作量大不说,有的来信可能要“排长队”才能得到回应。

  “案件化”另一个优势在于规范。记者在系统页面看到,每个信访件,在所有环节的办理情况,包括受理、审查分流等,都全程留痕。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检察官助理俞建月告诉记者,2.0系统增加了信息互通功能,全国四级检察机关都能查询系统里任何一个信访案件,全面了解掌握信访人需求的同时,还能帮信访人“盯”好办理进展。

  今年3月,绍兴市检察院召集6县(市、区)检察院举行“件件有回复”回头看活动,各基层院有个共同的体会:对信访件进行“案件化”办理后,全院处理信访件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回复效率显著提升。

  “3个月内办结的案件,我们会及时告诉当事人结果;未办结的,也会主动对接业务部门,每月答复当事人一次,直到案子办结。”绍兴市第七检察部主任高斐说,为进一步加强和业务部门的衔接,“回头看”结束后,绍兴市检察机关形成了“催办督办”常态化机制,控申部门每月都会根据信访件回复情况,向业务部门出具书面整改意见。

  “接待处理信访已经不仅是控申部门的工作。”义乌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傅忆文告诉记者,每周二、四,义乌市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都会安排一名业务部门的检察官到前台接访,“要做到‘件件有回复’,就需要全院发挥合力,像重视案件一样付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案件化”办理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信访件有始有终。例如前文提到的高阳兄弟案例。3月17日下午,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检察长陈娟作为承办检察官,和沈旸一起与高阳兄弟俩所在村委会进行视频连线,核实情况后启动司法救助程序;随即又召开钉钉远程公开听证会,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承办民警、律师等共同论证救助条件、救助金额等相关问题。第二天下午,两人共6万元司法救助金发放到位。

巧解心结 检察人员跑腿代办

  “件件有回复”制度刚提出时,检察系统内部也有过担心的声音:信访工作原本就复杂难解决,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周朝煜不这样看。他是诸暨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助理。频繁和老百姓打交道的他认为,“案结事了人和”是“件件有回复”制度更深层次的要求。

  2017年9月,张平(化名)通过司法拍卖以236.4万元的价格竞得诸暨市次坞镇的一处工业房地产,想着拓宽自己机械设备企业的业务,然而在腾退、入驻新厂房过程中,却遭到厂房原所有人李新(化名)一方强拆钢棚、卷帘门等多番阻挠。眼看在浦江租的临时厂房就要到期,自己已无再多积蓄,万般无奈之下,今年1月7日,张平和妻子从杭州萧山家中出发,来到诸暨市检察院求助。

  张平觉得,问题过去这么久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说不定是因为对方有“黑恶势力”背景。“扫黑除恶,检察院肯定得管吧!”张平说。

  让张平“意外”的是,检察院不仅管,还负责“代办”。负责接访的周朝煜征得张平夫妇同意后,留下了张平提前准备的文字材料,并现场为他们复印身份证——正式走信访代办流程。

  信访代办,指的是全院抽调优秀检察官及检察官助理,受理信访件后,全程负责领办、代办信访处置、衔接、协调、反馈等工作——去年上半年,杭州市上城区、义乌等地探索建立这项制度,今年绍兴、衢州等地也开始慢慢铺开。

  接下来的几天,该案承办检察官、诸暨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勇和周朝煜一起多方走访、还原案情——原来,李新并非“黑恶势力”,他打的“算盘”是,只要“守牢”门、不让张平入驻,有朝一日就能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厂房“赎回来”。找到矛盾源头,检察机关、镇政府等多次向李新阐明一意孤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2月24日,李张双方最终放下心结、达成和解。

  随着信访代办制在各地逐渐铺开,有的基层院根据实际情况更进一步,提供“点单式”服务。

  “我没有犯罪,我不相信你们,你们把当年调查的证据给我看……”2019年来到江山市检察院信访时,73岁的金兰(化名)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1989年,金兰因涉嫌违法犯罪接受江山市检察院调查,由于数额未达立案标准未被起诉。同年被单位解聘辞退的他,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多年来一直进行信访。

  江山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受理金兰的信访件后,启动信访代办程序,并让他从代办员名单中选择信得过的信访代办员。代办员调取了30多年前的调查案卷,逐项与金兰核实原始凭证并一一解释说明,终于,金兰对事实不再有异议,同意息诉息访。

  有了信访代办制,信访人“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更大压力落在了检察人员身上。在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王宪峰看来,这样自加压力很有必要。“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与各部门沟通更为密切,方式也更加专业,检察人员承担起信访中琐碎而繁杂的工作,可以减少信访人的烦恼,避免不必要的猜疑。”王宪峰说,检察机关做好信访这项“窗口”工作,也是在为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出一分力。

讲“大白话”

在细节中体现尊重

  在“件件有回复”已融入检察机关办案理念的当下,另一个问题值得关注——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检察机关7日内进行了程序回复,3个月内也答复了办理过程或者结果,但当事人仍然不满意,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义乌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魏干向记者分享了亲身经历。

  去年5月,义乌市检察院处置义乌市某街道王方(化名)举报村支书挪用集体资金一案时,根据举报事项和管辖范围,依法将该信访件分流到街道纪工委,并在当天答复了王方。然而几天后,投诉电话还是打了进来。

  “为什么把我的信访件抛回街道?你们这是在‘踢皮球’吗?贪污罪难道不是检察院管的吗?”面对王方情绪激动的发问,魏干突然意识到问题所在。结束通话后,魏干马上在手机里找出两个链接,分别是检察院反贪局转隶的新闻和“村干部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的法条解读。

  第二天,魏干专门跑了趟王方家:信访件之所以被分流,一方面是因为反贪职能已经不在检察院。另外,按照信访件里举报的“贪污”情况,村支书的行为首先应当由街道纪委工委排摸调查……当面听完魏干通俗易懂的仔细讲解,王方的疑问终于解开。

  “很多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当事人并不一定知道。比起冷冰冰、硬邦邦的‘法言法语’,我们解释的时候,要用更贴近他们的‘大白话’。”这次之后,魏干又有了新心得:“对于信访人的诉求,检察机关也许做不到事事都管、所有问题都帮忙解决,但他们出于信任找到我们,我们就应该让他们在细节中感受到被充分尊重。”

  这样的理念也在被越来越多检察机关所接受。

  疫情防控期间,为确保检察服务24小时“不打烊”,温州市检察机关控申部门检察官把12309热线与个人手机号绑定。“被包工头拖欠的11万元工资都收到了,太感谢你们啦!”5月19日,永嘉县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周凯接到曾经向他求助的王文(化名)的电话,打心眼里替他开心。

  在衢州,记者看到市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公告架上有份“容缺受理事项清单”,“约见检察长、承办检察官”“申请远程视频接访”等9项事务,都附有详细的申请所需材料和容后补正及容缺审查事项。

  “过去,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检察机关是‘高冷’的司法机关,来找我们办事,很担心哪里没准备到位就会被‘打回去’。”衢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钟奕告诉记者,为贴近群众、提升信访人满意度,去年12月起,衢州全市检察机关推行容缺受理信访服务机制,“信访人大老远跑过来,发现有些材料没准备好也没关系,我们会一次性告诉他们需要补充的内容,之后他们通过邮寄等方式再传过来也可以。如果是检察机关依职权可以提取到的材料,就由检察官代为收集。”

  衢州市检察机关2019年接访数据显示,来信的占比首次超过来访,达53.9%。在钟奕看来,出现这样的“倒挂”是好事,“能远程解决的,就不麻烦实地跑一趟。我们对‘件件有回复’的重视,倒逼全院提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拉近了我们与群众的距离。”

  5月14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在解释为什么检察机关如此重视信访“件件有回复”时,如是回答:检察机关是人民的司法机关,人民有所呼,检察就要有所应;为“件件有回复”做出的一系列创新举措,都是为了让干部多服务,百姓少跑路,拉近干群关系,大大提高人民司法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公信力。


浙江日报 深读 00010 “一封信”带来的变革 2020-05-26 浙江日报2020-05-2600006;浙江日报2020-05-2600009;浙江日报2020-05-2600013;浙江日报2020-05-2600016 2 2020年05月26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