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多位专家带来思考——
让城市多一分“韧性”
本报记者 曾福泉 黄慧仙 通讯员 柯溢能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经历了一次大考。如今,春风送暖,大地复苏,疫情防控已进入“下半场”。战“疫”的日日夜夜让人刻骨铭心,也启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中国正经历着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在这次疫情中,一个个大都市成为“战疫”的重要战场。科学家们传达过明确的科普概念:只要地球上还有病原微生物,传染病永远可能发生。
面对传染病疫情以及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其他挑战,如何打造一个更具“韧性”的现代化城市,是经历了本轮“大考”的我们有必要深思的问题。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打造城市抗疫“铠甲”
疫情袭来,高效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是一座城市至关重要的“铠甲”。这次疫情让公众认识了这群平日默默打造“铠甲”的人——疾病预防控制人员,他们第一时间行动起来,追溯传染源,揭示传播途径,为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提供决策依据。
工业化以来人口不断膨胀的城市,一度成为传染病肆虐的温床,也催生了现代公共卫生学科。1854年,人口超过百万的伦敦暴发霍乱,科学家约翰·斯诺首次用科学方法绘制疫情地图,锁定、拆除传染源,使霍乱得到有效控制。
“公共卫生是一门通过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健康的艺术和科学”。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吴息凤教授说,“提升全社会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加快补齐当前公共卫生体系短板,需要充分发挥公共卫生专业力量,让专业公共卫生人才做好专业的事。”
吴息凤表示,一座城市在平时就要未雨绸缪,做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储备工作。这既包括设施储备、物资储备,也包括容易被忽视的人才储备。经历2003年“非典”之役后,我国加大对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投入,公共卫生事业飞速进步,高校公共卫生学科也实现了较快发展。“这次战‘疫’中,我们看到了浙江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疾控队伍。”吴息凤说,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比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当前的公共卫生人才储备仍显不足,数量、质量均亟待提升,急需培养更多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能够在疫情发生后站在防疫第一线的公共卫生人才。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面临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高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不能做临床医生,没有处方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不愿实习,医院不愿带教。因为待遇、职业发展等问题,公卫毕业生从事公共卫生及相关工作的意愿不高。针对这一现状,吴息凤表示,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应当是多层次的。“既要培养可以在基层卫生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日常工作的技术性人才,也要培养层次较高的、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技术型、研究型人才,他们应该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吴息凤说,同时还要培养公共卫生与全科医学复合型人才,由公共卫生学院来培养面向社区人群的全科医生,并给予参加临床执业医师考试的权利。
公共卫生的学科建设非常依靠高校和疾控中心的紧密联动,促进学科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吴息凤建议,在没有疫情的时候,要更多地让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参与到高校的研究和教学中来;让高校的师生参与到疾控中心的大数据分析等日常实践中去。这有助于挖掘出数据价值,提升师生实践能力,也提高了疾控中心的科研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高校和科研机构发挥数字信息技术特长,利用好疾控中心的大数据,建立公卫预测、预警系统,防范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发展,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吴息凤介绍,当前,浙大公共卫生学院已与杭州疾控中心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探索高校附属疾控中心的新模式,此举希望能够为公共卫生学科建设改革积累经验。
营造健康社区 人居环境更具“韧性”
疫情之下的城市,展现出日常人居环境前所未见的“另一面”,深深留在我们的战疫记忆中——空荡荡的街道,封闭管理的小区,宅家的人们透过窗户和阳台与邻里遥相守望……
建筑和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疫情袭来,一幢居民楼、一个住宅区都成了一个个阵地。建设健康城市必先打造健康建筑、健康社区。
以此次疫情防控为切入点,浙大建筑工程学院王竹教授团队提出了建设城乡“安全健康单元”的概念,摒弃以往简单防御抵抗的思路与做法,以提高应对突发重大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为目标,把握城乡空间环境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平战结合”,为打造面向未来的安全健康社区提供一种营建策略和设计方法。
“我们认为,应综合考虑城乡现有行政区划、城市格局、人口规模,以及公共医疗分布现状,把现在由地理界面所限定的‘人居空间单元’与‘健康设施单元’叠合起来,构成一种新的综合系统,即城乡‘安全健康单元’。”王竹说。“安全健康单元”能够通过完善的整体格局和持续的功能运行,迅速适应和化解小型疫情与灾害;而面对大型疫情与灾害时,能花费少量代价,牺牲局部利益而保留基本功能,因时因地适应疫情与灾害,实现城乡环境营建可持续发展。
浙大城市学院工程学院徐丹华博士说,根据调研,最低限度的自我隔离要满足一些基本需求,因此“安全健康单元”内部也至少需含纳居住空间、休憩空间、服务设施、生活必备消费空间等几种类型的空间形态,同时也包含单元卫生设施、跨单元等级医院等抗灾防疫的支持资源,并保持合适的人口规模与面积指标。“安全健康单元”的设计目标是在遭受疫情与灾害时保持自立能力,在不过分依赖外界支援的状态下,其内部自发形成具有自救、互救并快速实现局部功能恢复的组织能力。
另一方面,各个“安全健康单元”之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单元与外界必须维持协调与有效的联系,因此其边界应该像生物膜一样,既有抗性,又有透性,对有利和不利的环境要素进行选择和离析。”徐丹华说,“安全健康单元”的边界不一定是围墙,对城乡社区而言,可以是自然的河流与山体,亦可以是商铺、图书室、社区食堂等各种设施,既有保护功能,又有渗透功能。
城乡“安全健康单元”概念是在“韧性城市”的大框架下提出的。王竹说:“对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来说,‘韧性城市’不仅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且已经是一种比较明确的、有体系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韧性城市”理论与实践关注的是城市在受到扰动时吸收、应对冲击并重组自身的能力,主张以“防-适-用”的响应机制来应对灾害——“防避”一些本可避免发生的灾害;“适应”无法防避的灾害、调整自身的状态让灾害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利用”灾害发生的机会对自身进行改变、对未来灾害应对产生更强的抵抗力和适应力。
“‘韧性’概念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提示我们不仅要学会应对‘黑天鹅’式的突发性灾害,更要发现‘灰犀牛’式的渐变风险。”王竹说。
提升科学素养 支撑战“疫”社会共识
一座城市的韧性,还表现在疫情期间市民心态安定、社会仍然有秩序,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每一个市民的科学素养、卫生素养和文明修养。面对未知危险,恐惧是人的本能反应;而对大自然多一分科学的认知,人类文明就多一分从容和定力。
省科协科普部部长汪光年认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公民科学素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疫情发生后,公众积极掌握病毒知识,自觉采取防护措施,主动辨别疫情谣言,这些都体现出浙江近年来公民科学素养培养的成效。”汪光年说,像隔离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口罩的选择、6步洗手法等过去觉得较为专业的防护知识,在这段时间里几乎已到了老少皆知的程度。
广大群众对政府一系列防护措施的普遍认同与配合,尤其需要科学素养的支撑。这些防护措施的有效实施主要靠个体自觉,没有一定的科学认知是无法形成社会共识的。汪光年表示,浙江“轰炸式”的应急科普,为在短时间内形成高度的科学认知发挥了很大作用。
省科协先后推荐了6名专家多次参加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新闻发布会,为公众科普救治、防疫消杀、心理健康等领域知识。疫情期间,不少科学家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发声传播科普知识,像李兰娟院士就成为了“网红”,单篇采访报道的阅读量以数千万计。中国科协日前评价,浙江在探索构建国家应急科普机制、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方面率先开展了地方实践,提供了鲜活案例,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
此次疫情防控也让我们看到公民科学素养培养依然任重道远。“如疫情期间某些‘特效药’等谣言的出现,虽然最终得以辟谣,但在一定时期内在一部分公众群体中仍有市场,这就是公众科学思辨能力存在不足的一种体现。”汪光年说。据2018年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比例为8.47%,浙江为11.12%;而目前国际上以“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0%”作为一个国家进入创新型国家的一大指标。
汪光年说,公民科学素养的衡量很难完全体现在指标上,同时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很难快速见效。因此,构建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的大生态圈是当务之急。这需要多方面发力,让更多的科学家乐于做科普工作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
“在此次疫情中,很多人爱听钟南山、李兰娟的,这些科学家在非常时期的科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听科学家做科普尚未成为我们社会的常态。”汪光年说,国内不少人会有“做科普的人科研能力不足”的刻板印象,但其实国际上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很多知名科学家长期致力于科普工作。只有社会上下重视科普的氛围越来越浓,我们的公民科学素养才会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