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黑天鹅”突如其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湖北、全国、全球，被世卫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才能守住治理的底线。

　　面对危机，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推出十大最严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及时出台纠偏责任令，提出原则上不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出台硬核实招复工复产……

　　浙江公共应急能力背后的治理逻辑、决策机制和执行体系究竟如何？

前瞻　

把准风险演变的规律

　　1月23日中午，浙江在国内率先启动一级响应，并推出“十个最”的防控举措。其实，当时浙江只查出27例确诊病例，这一举措因此引起全国瞩目。

　　此举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基于对疫情风险的准确预判和长期养成的忧患意识、敏锐嗅觉。作为沿海省份的浙江，经历过台风、泥石流等一次次自然灾害的锤炼，特别重视对重大风险的分析和研判。

　　这一次，人们又一次嗅到了风险的气息。

　　杭州省府路8号大院内，早已是夜以继日连轴运转，信息、数据、预测，八面来风。参与决策过程的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启动集体会商和综合研判机制，第一时间形成战时状态和扁平化决策模式。”

　　“平安底线绝不能失守，否则治理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浙江的快速反应，正是源于应对风险的前瞻性，努力把准摸透风险演变的特点规律。尤其是在省内实施10多年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常态化地梳理和分析各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做到了抓早、抓小、抓苗头。

　　“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随后我们看到武汉也果断采取了诸如‘封城’等非常举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陈广胜记得，当时最让省委省政府关注的是，浙江与湖北尤其是武汉之间的人员往来情况。浙江一直是流动人口大省，在武汉的浙商有着几十万量级，湖北更是浙江外来劳务协作大省，在重大疫情面前，人员频繁流动势必容易使疾病快速传播和扩散。“基于对形势的判断，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直接将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到了顶格，作了打大仗、硬仗的准备。”陈广胜回忆。

　　靠着一套灵敏高效的矛盾风险监测、研判、评估机制，浙江各地也纷纷抢先出手，不令而行。

　　“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尚未明确疫情防疫具体要求时，我们在1月初就密切关注肺炎走势。”绍兴市委副秘书长孙爱保记得，1月13日，绍兴卫健系统便提前进入作战状态，暂停春节休假，并借鉴SARS、H7N9防控预案迅速修订应急预案，成立联防联控机制。

　　“台州与‘重灾区’温州接壤，椒江更是主城区，必须当机立断。”椒江区委书记陈挺晨说，早在1月17日，椒江就启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全面筛查有高危地区居住史、旅行史、接触史的重点人员，“通过排查了解到，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楼上的眼镜市场，也有椒江人在经营，我们第一时间进行精准防控。”

　　随后的事实证明，浙江启动一级响应势在必行。“解决复杂问题的决策背后，通常基于多种因素、多种利益、多种风险之间的权衡和把握，因而必须抓住主要矛盾，而控制疫情在当初其实也是保经济、保民生，这是一切工作、一切发展的基础，必须放到最重要位置。”陈广胜说。

　　“‘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优势，‘数据跑路’的机制效应，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说。

　　专家认为，有效的危机治理关键，在于长效的常态治理。面对疫情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实现常态治理到应急治理的迅速切换，成为浙江“疫考”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常态治理优势随之转换成应急治理效能。

先机　抓住突破口应势而动

　　公共应急能力，特殊在一个“急”字，关键在一个“应”字。如何快速执行决策，同样考验一省一地的公共应急能力，只有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应势而动，才能赢得先机。

　　“一级响应能快速落地得益于已有应急指挥体系的顺畅运行。”绍兴市委副书记陈澄告诉记者，经历过G20杭州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要会议，各地应急指挥运作体系比较成熟，绍兴市在第一时间以“指挥部+工作组”的形式快速展开工作。“一开始是1个总指挥、3个副总指挥、5个工作组，随着疫情的变化发展，逐渐增加到7个副总指挥和10个工作组。”陈澄说。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治理的动力。各地在应对疫情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抓住治理的突破口及时出手。

　　“疫情瞬息万变，不能只坐等上级指示。”义乌市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大年初一，义乌就组建了党群突击队，3.1万名党群突击队员立刻展开全面排查。

　　特殊时期医疗物资保障更受关注。“去年，我们系统调研了全省医疗储备管理体系，针对存在的短板写了一份优化专项研究报告。”在疫情来临时，这份由省经信厅牵头的调研成果提前摸底，让消费品工业处处长李京宁有了一点底气。“1月21日上午我们就启动了医药储备响应机制”。

　　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浙江不断用创新的办法解决治理中的新问题，针对性采取紧急性应对、封闭式管控、精密型智控等防控策略。如何择时？如何把握“度”？浙江的选择是倾听群众声音，抓住问题、聚焦短板，提升应对速度。

　　当口罩供应紧张时，经信部门负责人主动解疑释惑；当部分地区出现恐慌抢购时，商务部门负责人随即破除谣言，稳定市场情绪。

　　面对公共应急事件，一个回应型的政府，才能及时化解各种苗头性问题。

　　浙江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曾一度“刷屏”。彼时，一些地方在防控过程中出现擅自升级管控措施的现象。“那时候我也看到了不少网民留言，包括有一些朋友、熟人发来的信息。省领导对来自民间的声音、对社会公众的诉求十分关切，及时进行了研究部署。”陈广胜告诉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迅速出台针对管控纠偏的2号责任令，提出“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影响”。

　　“没有人能神机妙算保证政策预期和最终效果分毫不差，但是及时的信息获取机制和研判回应机制，能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截弯取直’。”事非经过不知难，陈挺晨深有感触，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不仅要预判趋势，迅速出台政策措施，更要动态评估政策效果，快速及时优化。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省里鼓励各地根据疫情发展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积极开展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基层的首创精神是我省应对疫情最有效的利器。有关专家说。

特色　互动中释放市场力量

　　地方治理，从来不只是政府的单打独斗。

　　“地方政府需要一个更加适应于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机制。公共应急能力建设光靠政府远远不够，必须在与市场、社会的紧密互动中共同应对疫情。”正如范柏乃所说，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优势所在，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离不开市场的力量，离不开民间的力量。

　　阿里巴巴，此次疫情中亮相最多的企业之一，参与足迹从物资捐赠到线上教育，再到健康码和社区防疫系统。2月10日下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发言人向互联网企业呼吁：能不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这比捐10个亿还管用。7个小时后，阿里云便联合支付宝、钉钉推出了免费的智能社区疫情防控小程序。

　　企业的快速参与背后有政府引导的身影。“浙江应对及时，很大程度上源于浙江政府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政府了解企业发展状况、能给社会提供什么服务、在产业链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才能在应急时快速联动最匹配的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央企合作部公共事务总监窦伟说。

　　浙江省商务厅电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疫情中，众多电商企业也为政府提供了应急支持，各行业垂直电商平台不仅成为全球物资采购的生力军，更为所在行业主动开发资源对接平台、员工共享平台等，为众多受物理空间所困的企业搭起线上桥梁。

　　直面市场的企业，非常适应多变的需求，贴近企业的浙江政府也天然带有市场的基因。

　　李京宁至今仍记得：“1月21日我们去应急平台调研时就意识到，靠当时的储备远远满足不了未来需求，第二天厅里就决定把储备和生产联动起来，迅速摸排医疗物资重点企业生产能力，发动企业春节持续生产，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各项原材料和人员短缺困难。”

　　浙江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为公共应急提供了雄厚的支撑。2月13日，浙江成立“口罩专班”，在保证全省口罩企业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又确定了一批企业转产口罩。生产高端时装的雅莹集团把精品车间改造成了口罩工厂；生产家具的喜临门谋划起了熔喷布项目……全省各县市区几乎均有企业火线转产应急医疗物资。这是一场省地联动、政企联动、党群联动的全民大动员。

　　“我们负责口罩等医疗物资的资源调配，形成了先保障卫健系统，后保障交通、公安等卡口单位，再优先供给疫情严重地区，剩余进行全省统筹的调配机制。”李京宁说，此次疫情后，省经信厅将进一步完善医药应急储备机制，引导省内有条件的市县建立地方医药储备制度，作为省级储备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加强生产能力储备，提高其储备占比，同时加强储备基地建设，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