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如何看待数字治理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蔡宁：我们知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就在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但如何让多主体共同参与？这需要一个开放、高效、智能、互动性强的治理平台。凭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所建构的平台，给数字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这些年从国家到地方的探索实践来看，大数据正在给传统社会治理带来颠覆性变革，符合我们对于治理现代化要求的预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数字治理符合这一要求。

　　从数字浙江建设开始，到“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浙江在数字治理方面的探索没有停止，而且路子越走越宽阔。不管是体制机制，还是技术运用，或是数字治理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浙江都积累了很多经验，为浙江省域治理现代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者：目前数字治理中有何问题需要重视？

　　蔡宁：防疫战中，人们对数字治理留下不错的评价，但是数据开放和数据共享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改进。一方面，政府数据还要更开放。政府掌握着全社会信息资源的80%，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产生数据需求多样与供给有限之间、数据分散使用和集中管理之间、数据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等的多重矛盾。这方面，我们可以制定平台组织规范、数据识别规范，识别主体特征数据和公共性数据等不同类型的数据，分对象、分领域、分阶段向全社会开放政府数据。另一方面，破解信息孤岛还要再加码、数据支撑服务还要再深化。比如这次大数据参与防疫工作，相关的数据资源涉及到多个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大统筹协调的力度，将这些分散的大数据资源更及时更有效整合起来，这样才能发挥好大数据分析的支撑服务作用。

　　记者：数字化治理中，一些企业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些成员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宁：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企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我们要让企业“英雄有用武之地”，比如研发场景化应用的平台和空间建设。这方面，浙江作为互联网经济大省，有独特优势。这次疫情中，助推大家云上办公、云上教育的钉钉，助力各地复工复产的“健康码”开发者支付宝以及提供网上问诊的微医，这些都是浙江的企业。他们在数字治理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要实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企业获取部分政府开放数据后，在获取商业价值的同时可以参与社会治理。而企业数据的依法开放，又可以支持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极大提升政府对于金融安全和贸易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

　　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数据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隐患问题，并在数据的开放利用和应用创新中给予解决。

　　（本报记者 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