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回来？我们不放心。”“跟村里登记过，也在家隔离，你们还想怎么样！”日前，从外省回到平湖新埭镇鱼圻塘村后，一个租户按要求自觉居家隔离，但房东和邻居慌了神，一来二去，双方经常隔着窗户争吵。眼看着谁也说服不了谁，房东打电话给村无讼调解员吴明方。吴明方搬出防疫防控政策，帮助他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仅半小时，双方就握手言和，房东还主动提出，居家隔离期间租户的生活用品采购任务，他来承担。

　　如今在新埭镇，有了矛盾纠纷，就找无讼调解员，已成为大多数村民的共识。作为陆稼书（清朝康熙年间清官）故里的平湖 ，于2017年底在新埭镇试点“息事无讼”机制，深入挖掘陆稼书“无讼”理念，将本地先贤智慧与“枫桥经验”“三治融合”紧密结合，通过在镇、村二级建无讼工作室和无讼站，聘请专职无讼调解员，汇集志愿者、法律顾问、村民代表、乡贤等各方力量化解矛盾，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无讼’，并不是指没有诉讼，也不是‘压讼’，而是让非诉讼纠纷解决体制挺在前面，从而减少普通民诉案件数量。”平湖市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孙凤介绍，自从推行“息事无讼”制度以来，新埭镇成为平湖市首个“万人成讼率”下降的镇街道，且在2018年实现近10年首次下降的基础上，2019年降幅又超过10%。

从坐等上门到主动发现

一张纵横交错的“情报网”

　　陈家娴知道，做调解员肯定要“能说会道”，可她没想到，当上杨庄浜村的无讼调解员后，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

　　去年8月，走在村道上的她，看到正和邻居说话的吴大嫂，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好像特别气愤。感到不妙的她赶紧走过去听了听。“凭什么就让他一家占了！”“太不讲理了！”根据断断续续听到的几句话，陈家娴当即判断：肯定是有矛盾了。

　　“吴大嫂，发生啥事了？你详细说说，我来给你评评理！”她以村里一名“老牌”调解员的身份参与聊天后，获知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原来，吴大嫂的婆婆沈阿婆7月中旬因交通事故去世，事故经交警部门处理后，获得赔偿款191500元，家庭矛盾由此产生。长孙小许认为，奶奶平常跟他们一起住，且他父亲又是长子，所以这钱就该给他家。但老人的其他子女觉得，他们平常也经常去看望母亲，有钱出钱，有物出物，而且，丧葬费大家都出钱了，凭什么赔偿金全由老大得。

　　“沈阿婆都不在了，她肯定不希望因为这笔钱伤了你们兄弟姐妹间的和气。有矛盾了，就坐下来聊一聊，说不定结就解开了……”安抚住吴大嫂并谈妥几家人找个时间坐在一起谈谈后，陈家娴一边赶往她在村委会的无讼调解室，一边打电话向小许了解情况。因为她知道，调解最关键的是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还得多听听对方怎么说。

　　最终，经过陈家娴多番调解，老人4个子女达成协议：减去各种丧葬费用后，剩余的赔偿款4家平分。

　　从坐等“矛盾”找上门到主动发现问题线索，并找上门化解矛盾，这是“息事无讼”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用新埭镇党委副书记马根良的话来讲，“如果问题都发现不了，肯定没法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于是，新埭镇在各村构建了多道防线，无讼调解员是一道，村干部是一道，还有网格员、志愿者等，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情报网”。“事实上，邻里之间、亲朋之间的大多矛盾，一开始都是一些小摩擦，只要知晓及时，有个人帮着调解调解，一般很快就能解决。反之，小摩擦积累多了，就可能质变为难以调和的大矛盾。”杨庄浜村党委书记陆补法说。

　　当然，光有网还不行，还得把它织密。考虑到陈家娴已经74岁了，总在村里“逛”不现实，杨庄浜村在2019年1月1日为她配了一个90后无讼调解员陈世柏，虽然在大多数村里人看来，年轻人“威望”还不够，跟他说了没用，但陈家娴却觉得，小伙子体力好又踏实，眼力也不错。

　　这不，前段时间，陈世柏在走村时发现，张阿姨家西面的一个小道上堆放着各种杂物，但之前一直都是没有的，因为邻居褚大伯经常从这里抄近路去田地。发现“情报”后的他，立刻将情况告知了陈家娴。后经了解，两家果然有了矛盾。

　　“张阿姨因为褚大伯经常挑粪从小道上过，还碰坏了她的菜苗，就抱怨了几句，然后两人就起了口角。于是，张阿姨一气之下，就堵住小道不让褚大伯走。”陈世柏坦言，就算是调解这种小矛盾，村里人也不大买他的账，还得陈家娴出马，“而且陈阿姨想得很细，在调解协议中，还特地加了一条‘如果杂物被风吹倒在小道上，双方都可以将杂物搬掉，保证畅通’，以防无意中再起摩擦。”

　　这里有“老少搭配干活不累”，那边有精心经营的“情报团队”。在虹桥景苑社区工作了近10年的卢惠春，在一年又一年的走访中，交了很多朋友，而这些人现在就成了他的“情报”来源，邻里吵架了、因楼梯间堆杂物起矛盾……只要电话一来，不管刮风下雨，他都会立刻赶过去，从中调解。

　　“一个个‘情报点’就像一个个流动传感器，将矛盾纠纷和各类安全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基层，真正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马根良说。

从单枪匹马到协同作战

一支各有所长的调解队伍

　　星光村村干部沈晓斌统计过，为了调解一起房屋产权归属矛盾纠纷，他们先后组织了5次村民听证会，共有无讼调解员、村干部、乡贤、法官、律师等近20人参与调解，用时近两年。

　　2018年3月，因村里拓宽公路需拆除李大妈家的房屋，而李大妈家分户比较早，有两个门牌，4间3层楼，建筑面积约为400平方米，按照新埭镇2018年征迁补偿标准，可以拿到分别为126平方米和100平方米的两套商品房、一块新农村宅基地以及22万元补偿费。

　　这样一笔补偿，让李大妈一家惊喜，但也带来了矛盾。大儿子认为，虽然宅基地的户主是李大妈，但房子是他建的，所以应该拿大份额。而小儿子则觉得，虽然他到外村做了上门女婿，但当初却是因为留了他的份儿，才能有两个门牌的分户，所以他才应该拿大份。

　　沈晓斌和村无讼调解员胡付生多次上门调解无果。经村委会同意，他们决定启用村无讼站搭建的“百姓议事台”，召开村民听证会。

　　“人选也是精心挑的。”沈晓斌告诉记者，为了确保矛盾纠纷有人调解、有人答疑、有人愿评，新埭在镇、村两级各配备了3个服务团，既有法庭法官、镇村（社区）法律顾问等组成的法律服务团，也有市属部门单位工作人员、镇村干部等组成的百事服务团，还有村民代表、各行各业中具有较高威信的人员组成的道德评议团，构建了一支各有特长的息事无讼工作队伍。

　　根据这一纠纷的特点，他们首先选择了该村的商会会长，“因为我们了解到，李大妈老伴临去世时，将老太太托付给这位乡贤。”此外，他们还从服务团里选出了6名村民代表，包括老村委会主任、李大妈的邻居、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等，“一个原则，了解当事人情况且能说得上话。”胡付生说。

　　于是，一场说情说理的“劝解会”开始了。“老姐姐，赔偿款最好自己留着养老。”“老太太以后还是要和老大一起住，房子需要大一点。”听着都很有道理，但就是谈不拢。

　　为啥？一名村民代表悄悄告知的“秘密”与胡付生的猜测不谋而合——老太太有点偏心小儿子。一次又一次的听证谈判没结果，双方负面情绪达到了极点，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拍桌子扬言要打官司。

　　看到双方憋着劲要用打官司去解决，在一次听证会上，沈晓斌不仅请来了村里的法律顾问，还通过线上纠纷化解平台现场连线了新埭法庭庭长，请两人讲解相似案例的判决结果。“虽然老太太的女儿根据民间习俗，明确表示不参与财产分配，但如果打官司就说不定了，因为她也有和儿子一样的继承权。”这才打消了双方打官司的想法，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再次进行调解。

　　就这么一次一次召开村民听证会、上门劝说，甚至请来了李大妈住在上海的哥哥、姐姐，2019年底终于达成调解协议：大房子和宅基地归大儿子，小房子归小儿子，补偿款归李大妈。

　　自从推行“息事无讼”后，不管碰到多难的纠纷，胡付生都不怕，因为有章可循。他告诉记者，虽然之前调解也会请人帮忙，但毕竟用的是个人交情，“新埭镇提出‘提议调督评’五步工作法后，从如何收集、梳理问题，到调解时求助外援等都作了规定，让调解流程一目了然。”

　　在旧埭村一起蜜蜂蜇人纠纷中，正因为有了“外援”陆律师对现有证据无法支撑赔偿要求的分析，调解员才能成功劝解当事人降低赔偿的要求；在虹桥景苑社区一起赡养纠纷中，5名道德评议员从道德、人情、习俗的角度展开评议，让老人和子女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各类专业人士形成的强大合力，让一个个矛盾在情、理、法中得到化解。

从一村之力到镇村合力

一个多级联动的“化讼”机制

　　如果村、社都管不了，矛盾纠纷中的一方不买账，怎么办？“那就来找镇里，我们来帮着协调解决。”新埭镇司法所所长韩啸宇介绍，镇一级的无讼调解员除了调解纠纷外，还负责“接待”村一级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

　　去年6月，家住虹桥景苑社区芦席南区的小俞，认为屋前屋后的污水治理工程挖掘不到位，和施工人员发生争执，后摔倒致双侧椎弓崩裂。她告知社区的无讼调解员是对方推了她，但施工人员坚决不承认。

　　没监控、没人证，调解员尝试着给工程承包人小张打了电话。意料之中，小张否认了这件事并拒绝调解。无奈之下，该调解员跑到镇无讼工作站，找到了在镇无讼工作室坐镇的两名无讼调解员管益明和俞金海。

　　为什么小张会拒绝？管益明一语道破：这个污水治理工程是由镇里统一负责招标的，且小张也不是本地人，社区对他没有管治权，“可想而知，我们找他肯定没用。”

　　多次尝试无果后，两人找到了韩啸宇。在梳理了前因后果后，他们决定请该工程主管部门镇公共建设中心的主任顾利军协助调解，如此才让双方一起坐到了调解室里。

　　调解现场，顾利军从双方都承认的“口角争执”出发，一方面以没有证据劝说小俞降低赔偿额，一方面从工程管理规范入手评价小张在文明施工上做得不到位，最终双方都同意，由小张人道主义补偿小俞4万元。

　　借助镇村党政机关的力量，化解矛盾纠纷，这是新埭镇在推进“息事无讼”过程中的一大特色。自从平湖于2019年在全市全面推行该项制度以来，现已形成了“四级化讼”工作机制，除了第一、第二级的镇村联动调解，还分别设立了市级“无讼”中心和法院的诉前服务中心，着力构建一种递进式、漏斗型的矛盾纠纷分层调解、分工合作的工作体系。

　　不过，对于党政力量参与调解，韩啸宇坦言，“做得不好，就是把双刃剑。”在他看来，调解与诉讼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案结事了”“可政府力量介入有可能就不一样了，会不会被当事人理解为强制性调解，需要调解人员把握好度。”

　　去年11月在平湖召开的首届陆稼书“息事无讼”文化与当代社会治理高峰论坛上，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苏竣曾说，古代有些地方官员的调解原则是，宁屈少、不屈长；宁屈富、不屈穷，这种看似很有道德正义感的调剂方式，却使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了损害。

　　对此，韩啸宇的建议是，用好服务团的监督和评议作用，“不管有没有政府力量介入，尽可能地让这些社会力量、专业力量评一评、议一议，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调解的积极作用。”

　　“邻里好，无价宝，乡邻情谊要看重，遇事先别火气大，凡事调解都成功；青睐村里无讼员，事长事短摆当中，公平公正调解好，握手言和多轻松……”这首在新埭镇口口相传的音乐快报《无讼村风代代传》，正是大家对向往和谐、安定、平静、秩序美好生活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