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良渚研究的专家，我是它的一个仰慕者。”科林·伦福儒如是说。但如果以时间为轴，梳理伦福儒与良渚的关系，就会发现，他与良渚的每一次交集，都将良渚推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

　　2013年11月6日，首届世界考古论坛期间，伦福儒第一次来到良渚，参观了良渚博物院和良渚古城遗址后颇为震惊，表示要将良渚文化写入其第七版《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

　　2017年3月21日至22日，伦福儒再次实地考察良渚遗址，参观良渚博物院，并作《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学术报告。他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国大遗址保护的样板”，并提出“良渚水坝遗址极可能为世界最早水坝”“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等观点。他还表示，“良渚博物院是世界上最好的遗址博物院之一”。

　　2017年12月9日，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期间，伦福儒在上海作《两个图符的故事——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不同途径》学术报告，通过分析解读地中海地区基克拉迪文化早期雕塑与中国良渚文化玉琮，深入讨论世界范围内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在报告中他指出，“确定中国早在五千多年前的良渚社会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来看，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同样的程度，几乎是同时的。”

　　2018年10月26日，伦福儒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年会上演讲时提到，“早在五千多年之前，良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不仅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也是东亚最早的文明”。

　　2019年12月16日，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期间，伦福儒第三次踏上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并第二次在良渚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