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暖阳中，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主干道两旁，几座老教学楼在蓝天黄叶的映衬下尤显韵味。在任其龙院士位于第四教学大楼的办公室里，我们采访了他。

　　“教四”建于20世纪50年代，是浙大化工系的老楼。改革开放后，化工系逐步发展为今天的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并兴建了新的教学大楼。不过任其龙觉得，“还是老建筑有味道”。

　　老建筑的味道是历史的味道。化工是浙大底蕴深厚的老牌学科之一。1927年，中国第一个化工系诞生在浙大。近一个世纪来，浙大化工系毕业生中产生了数十位两院院士。任其龙成为这串长长的名录上最新的名字。

匠心独运 打破国外垄断

　　记者：祝贺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说起化工，可能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石油炼化，实际上您长期从事的是天然维生素等高端药品和保健品的开发。请谈谈您主要的创新成果。

　　任其龙：谢谢。化工业一直处在发展之中，实际上当前正在发生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将会给产业带来全新的面貌。

　　说到我的工作，一个比较重要的创新成果，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实验室里突破了生产天然维生素E的技术，并完成了小试。但要进一步把这个成果加以转化，变成真正的产品，困难挺多的。当时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不像今天这么普遍、强烈，高端保健品的销量很小，也缺少受市场认可的生产企业。

　　一直到了1998年，我受学校委派到金华参加一个科技洽谈会，和位于兰溪的凤凰化工搭上了线。这家企业是浙江第一家上市公司，生产的肥皂一度全省驰名。企业负责人目光长远，想转型升级，正在找新项目。我们双方一谈，企业对开发天然维E产品有兴趣。

　　那个时候，天然维E技术在国内找不到公开资料，关键工艺国外企业秘而不宣。不少企业尝试自己做但找不到门道，用分子蒸馏的传统办法生产出来的产品维E含量只有50%，毫无市场竞争力。而我们在实验室里成功探索出一条新的技术路线，已经把维E含量做到98%以上。

　　当时我还只是副教授，新技术只做过小试，要投入工业化大生产，企业必须考虑风险。谈到最后，我横下一条心，在合同里承诺，如果技术不过关导致生产失败，我个人掏腰包赔偿。

　　记者：这是个很有魄力的承诺。赔偿金额是多少呢？

　　任其龙：好几百万元。1998年我一个月薪水不过千把块钱，就算把房子卖了也没有几个钱。我的想法是，找合作企业就像找对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不能放跑了。我那时年纪轻、胆子大，相信自己的技术肯定没问题。合作的最终结果很好，天然维E产品创造了巨大效益。直到今天，中国天然维E行业的技术源头和基础工艺路线，仍然是我们当年的成果。

　　现在回过头看，要把事情做成，有时候不冒险是不行的。同时要在技术上追求极致，把风险降到最低。当然，现在大学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体制机制已经日趋完善，不会再发生要教师个人承担巨大风险的情况了。

　　说到风险，实际上在我们开发天然维E时，外国早已掌握这项技术。我一向认为，国外已经有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理由做不出来，只要钻研就肯定能找到一条路。国外也没有的东西，因为没人知道最终能不能做出来，倒确实是存在风险的，但也值得去冒风险，这样才能创新。

　　记者：您获得201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成果，是提取天然活性物的全新技术，这应该就属于“国外也没有的东西”吧？

　　任其龙：确实如此。这是和企业合作开发活性维生素D3产品过程中取得的突破。维生素D3需要经过肝、肾代谢转化为活性物质才能发挥促进钙吸收的作用，所以肝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治疗骨质疏松，就非要活性维D3不可。但是制药原料长期被国外垄断，并且生产流程复杂，成本很高。

　　我们另辟蹊径，发现羊毛油脂里能提取出24-去氢胆固醇，这种物质也能作为制备活性维D3的原料。有了新原料，我们就掌握主动权了。

　　24-去氢胆固醇和我们熟悉的胆固醇非常接近，就像两个双胞胎，样貌完全一样，又穿同样衣服，只是体重差了1公斤。要把它们分辨开来很不容易。我们发明了分子辨识萃取分离关键技术，从原本当作废弃物丢弃的原料中,提取制备出几乎与黄金等价的宝贝,得到了国际上最高纯度的24-去氢胆固醇，实现变“废物”为“黄金”。

　　在发现新原料的基础上，生产活性维D3的工艺路线得到极大简化，成本骤降。中国企业从受制于人转为控制市场。长期垄断活性维D3产品的荷兰企业放弃了自己的生产路线，同我们的合作伙伴浙江花园生物高科签署了10年的采购协议。

亲力亲为 产学研一条龙

　　记者：在您的创新道路上，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一直是关键的一环。如何让合作顺畅、高效，您有哪些体会？

　　任其龙：我确实非常重视和企业的合作项目。我经常强调的是，做企业的项目不能拖。一个技术开发了3年、5年还没有明确的成果，这不仅是浪费企业的资金，更是让对方丧失了发展机会。

　　我对团队的要求是，接到企业的攻关项目，能不能做成，4个月到半年就要得出结论。开发活性维D3新工艺时，我们组建了3拨人马齐头并进，实验室里三班倒。用了不到4个月，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技术报告，认为这个项目能做成。之后企业再加大投入，逐一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建设生产线等。

　　企业项目拖不起，攻关过程中也要格外认真负责。现在有的科研团队可能研究生承担了许多实验室里的具体科研任务，我在做企业项目时还是坚持自己在实验室，在许多细节上都亲自把关。比如说要测量溶液的温度，学生如果没有得到指导，可能就按自己的理解去测了一个数据出来，没有考虑到溶液的扩散，其顶部、底部温度的不同等因素。如果老师不在场，把这个数据不加分辨地沿用到后续环节中，可能就会导致整个项目产业化的失败。

　　因为我一直比较严谨、踏实，也比较幸运，至今和企业合作的项目都顺利实现产业化，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记者：特别重视成果的产业化，是不是化工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

　　任其龙：化学更多地聚焦基础研究，而我们更关注把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技术路线、工艺、生产设备……这些都是搞化工的人更加重视的。

　　记者：浙大的化工系在中国是最早成立的，底蕴深厚。您曾长期主持浙大化工学院工作。浙大化工学科的发展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任其龙：浙大化工学科发展有很辉煌的历史。我2009年起任化工学院院长，引领师生有意识地根据国家需求确定研究方向，多做有挑战性的项目。同时加大人才储备力度，引进了一批优秀青年化工人才。

　　一个学科发展处于什么水平，不是看块头大小，应该看国际影响力。我认为浙大做国内一流的事是起码的要求，关键是能不能做到国际一流。现在浙大化工学科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排名全球第39位，应该说展现出了一定实力。

迎接改变

未来大有可为

　　记者：您于1978年考入浙大，在这里度过了40多年。听说您学生时期是长跑健将，还打破过浙大万米长跑纪录。

　　任其龙：大一入学后不久有个新生运动会，大家都在报名。我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就报了长跑，没想到得了第一名。体育教研室的老师多次动员我参加校运动队，特别说明一周训练3次，都在下午课后，不会影响学习。在运动队我接受了科学的训练，养成了锻炼的习惯。

　　坚持体育锻炼对做好科研很重要。做科研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撑不下来。你看我们浙大的老师，工作日晚上留下来搞科研是常态，大多数的周末也在工作、出差。我曾经为了参加学术活动、谈项目，在两天里从北京飞到长春，再飞到广州，再到厦门，再回到杭州。

　　体育锻炼还磨练人的意志，比如长跑，让人有毅力、不服输。做科研的人，资质都差不多，能不能出成果就看有没有决心毅力、能不能坚持。我常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肯定都是困难的，因为容易的别人早解决了；遇到难题要有不服输的斗志，坚持攻下来。

　　记者：浙大的校风、学风，对您的学术生涯有哪些影响？

　　任其龙：一所大学的风格、传统，表现出来其实是非常具体的。我的导师做科研非常踏实、刻苦，他招收学生时也想要这样的人，所以选择了我。我本科毕业就留校任教，挑学生同样找踏实肯干的。浙大的风格，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传承中形成的。

　　记者：成为院士后，将承担更多咨询、智库的工作。您对中国化工行业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建议？

　　任其龙：我之前提到，化工行业当前处在深刻变化之中。一头，原料在变；另一头，产品在变；中间的技术过程也在变。

　　从原料来说，石油、煤炭，这些传统的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用完了我们去哪里找新的原料？可以不断循环再生的生物质原料应当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在终端产品方面，做汽油，我们技术很成熟了；但是高端药品、功能性材料等领域，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掌握的高端产品技术还非常有限，大量的还在别人手上。

　　要做高端产品，中间的技术过程也必须改变。做传统产品，就像在大锅里搅，多搅几下总能搅出来。但做新型高端产品，是无论如何也“搅”不出来的。需要进入分子层面，揭示机制，洞察原理，才有可能取得突破，这就是化工学科接下来在学科布局、人才培养、研究课题规划上要重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