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们，把一生奉献给科研，只为心中的强国梦；他们，链接产学研，化科研成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们坚守初心，甘于寂寞，刻苦奋斗，是令人感佩的“浙江骄傲”。不久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2019年院士增选结果公布，浙江共有7位科学家当选。本报“人物”版特别策划推出“约会新院士”系列报道，以对话访谈的形式，呈现7位新院士的风采。首位接受访谈的，是陈文兴院士。

　　身穿淡蓝色格子衬衫，圆脸上时常挂着诚恳笑容——这样颇为典型的“理工男”形象，来自55岁的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理工大学校长陈文兴教授。

　　11月22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浙江理工大学校园里，本报记者和陈文兴对坐畅谈，身后是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板。谈到兴致高昂之时，陈文兴会伸手敲敲画板上的广告布，又拎拎格子衬衫的领口，提醒我们——他打了30多年交道的材料，实则在生活中随处可见，那就是纤维。

　　陈文兴15岁进大学，长期钻研高端纤维制备科技。在他手中，一系列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成果诞生。谈起这些，陈文兴神情淡定，语速平缓，还带着点儿家乡绍兴的口音。显然，他是那种在科学征途上早早认定方向，并坚持不懈朝着目标前进的人。而在院士这个群体的身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般的坚定与从容。

从蚕丝到涤纶

三十余载丝缘不断

　　记者：陈教授，首先祝贺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您是浙江理工大学自己培养的第一位院士，长期在纤维制备领域耕耘。您能简要地谈谈在这一领域取得的重要创新成果吗？

　　陈文兴：谢谢。我1980年考入浙江丝绸工学院，即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一直在这里求学、工作。其间在浙江大学和日本信州大学深造，分别取得理学博士和工学博士学位。

　　3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我始终专注地围绕“纤维”搞创新。比较重要的两个创新成果：一个是蚕丝的高质量制备，另一个是涤纶工业丝的高效节能制备。

　　记者：蚕丝是天然纤维，涤纶则是人工纤维。两者可是天差地别啊！

　　陈文兴：正是如此。先说蚕丝。我在攻读硕士期间，就在导师指导下开始研究生丝制备中的问题。当时生丝产业的一大痛点，就是蚕茧制成生丝后总是会存在“疵点”。你仔细观察一个蚕茧，它是由数以10万计的细密小丝圈构成的，在制成生丝时很难全部拉直，留下的小圈就是“疵点”。存在“疵点”的生丝在织布时容易发生起毛起球的情况，还严重影响绸面品质。生丝产业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生丝中的蛋白质本质上是一种高分子，这是我在丝绸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钻研的方向。我和团队通过调控丝胶蛋白质结构，发明了“蚕茧高温触蒸前处理技术”，最终解决了“疵点”难题。这个方法只需在生丝制备过程中新加入一道工序，很快就在全国绝大部分缫丝厂推广应用。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企业在使用这一技术。2004年，我们团队的“丝胶蛋白质结构调控及提高生丝产、质量新技术”创新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记者：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分量不言而喻。您再说说涤纶工业丝吧。

　　陈文兴：涤纶工业丝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随处可见——小到汽车里的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灯箱广告布，大到体育场馆的膜结构材料、建高速铁路公路使用的土工布。但涤纶工业丝强度高、分子量大的特点也给制备带来很大困难。长期以来行业通用的是“三段式”制备工艺，流程长，要花巨资投入很多设备，能耗也很大。杜邦、日立等老牌国际化工巨头一直想改革旧工艺，但没有办法突破技术瓶颈。

　　我带领团队和企业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出新的聚合方法和制备装备，成功地用“直通车”式的新工艺代替传统的“三段式”，一举攻克了世界各国近半个世纪悬而未决的这一难题。数据很有说服力：工艺流程从原来的40多小时缩短至约10小时，大大缩减了设备的投入和能耗；与此同时，涤纶工业丝的产能还比过去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这项创新成果目前只有我国掌握，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全球涤纶工业丝产业格局。过去的涤纶工业丝生产企业平均规模年产量大约就在5万吨左右，在我们的新技术支撑下，中国企业建起年产量超50万吨的基地，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涤纶工业丝生产商。我们不再依赖进口设备，市场份额和贸易量与日俱增，中国涤纶工业丝企业有了核心竞争力。2016年，我们团队凭借“管外降膜式液相增黏反应器创制及熔体直纺涤纶工业丝新技术”这一创新成果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涤纶工业丝的未来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如制备深海系泊缆绳，做成新型公路护栏，等等。我国涤纶工业丝科技从跟跑向领跑转变，意义重大。

从教室到车间 产研融合携手并进

　　记者：您在纺织产业传统深厚的绍兴出生长大，之所以对搞纤维这一行“情有独钟”，是否和您的成长背景有关？

　　陈文兴：实话实说，当时报考浙江丝绸工学院时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我们那个年代能考进一所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在探索纤维制备技术前沿的征程上，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倒确实是一直和浙江纺织产业界携手并进的，特别是和民营企业开展了很好的合作。

　　浙江是纺织大省。中国的化纤产量占全球的七成以上，而浙江的化纤产量占中国的45%。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化纤产业迅猛发展，民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研发涤纶工业丝制备新技术，您是怎样与民营企业保持良好伙伴关系的？

　　陈文兴：我们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产学研合作至关重要。我在科研中真正体会到，要让实验室的瓶瓶罐罐经得起检验，发挥作用，还是要把它们放到真正的工程中去，将论文写到工厂车间里，把成果体现到产品中。

　　通过接触，我发现，民营企业有很多优点，比如讲求实际，追求效率，勇于尝试，看准了就会大胆去做，与高校的合作也总能结出成果。

　　我在担任校长之前，与绍兴的企业合作，自己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还比较多。因为从学校到厂里，车程不到一小时，就三天两头往那里跑，经常一天到晚待在车间里，和企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讨论工艺、材料、装备……一个人在实验室闷头做，往往会忽视很多东西；一群人凑在一起，把理论投入到工程实际应用中考虑，新问题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当然，在合作过程中也要学会有的放矢。企业的需求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但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会有选择性地做某一两件预计会对产业带来重要影响的事，而一旦定下目标，便可以投入数年时间去攻克。我认为这样的形式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一名科技工作者的科研价值。

　　记者：说到产业，丝绸产业对中国、对浙江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您如何看丝绸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陈文兴：丝绸是一个时尚高贵的产业，也是一个有故事、有文化的产业。丝绸产业在中国传承了五千年，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张金名片，像这样有着极强生命力的产业是非常少见的。

　　几年前我在英国白金汉宫参观，发现这座皇室宫殿里有4种装饰品，有两种是代表西方文化的雕塑和油画，而另外两种则是有着浓郁中国元素的瓷器和丝绸。中国丝绸在国际文化影响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如今，丝绸产业在整个纺织行业领域的占比虽然不高，但我依然对其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化纤的原材料来自石油，大自然几亿年的生物资源积累，我们在短时间里已经消耗了惊人的数量。相比之下，蚕丝的来源是可持续的。工厂化养蚕技术日趋成熟，这种天然纤维的应用也有了更多可能性。说不定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身上穿的、日常用的，又变成丝绸了呢。

从白天到黑夜

醉心科研乐在其中

　　记者：此刻回顾您的求学之路，有哪些给您带来深刻影响的人和事？

　　陈文兴：我考入浙江丝绸工学院时才15岁，在文一路老校区度过了本科、硕士的难忘时光。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充满了改革开放之初那种蓬勃的生机，我们真切地被“科学的春天”感召，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是大家的偶像。我们学习非常勤奋刻苦。

　　读研时期，我得到两位导师的精心培养，他们是我学术生涯的引路人。我的硕士生导师戚隆乾、吴鹤龄先生从那时就非常强调产学研合作，告诉我“科研要进厂”。我们当时跑了全国许多家缫丝厂，才了解到一线生产正普遍为生丝“疵点”问题发愁，就这样开启了之后的科研创新之路。

　　在浙大时我的博士生导师是沈之荃院士。她治学严谨，生活朴素，对学生十分关爱。那时沈先生已经70多岁高龄，多年来一直留一头齐耳短发，她说自己一辈子没烫过头发。她思维敏捷，言简意赅，也以此要求我们这些比她年轻得多的学生。沈先生早年求学时学的是俄文，为了更好搞科研又刻苦自学英文，每天早晨一边做早饭一边听英语广播。她这种简洁干练、孜孜不倦的品质烙刻在我心中，对我日后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得知自己当选院士的消息后，马上给沈先生打了电话，她为我感到由衷高兴。

　　记者：多年来，您兼教学、科研、行政等多方面工作于一身，是如何统筹安排的？

　　陈文兴：我现在担任校长，行政管理事务确实较多，但时间挤挤总还是有的。白天做好管理工作，晚间、休息日都可以腾出时间搞科研。从事科研这么多年来，节假日我几乎不休息，有时大年初一、初二还在工作。20世纪80年代的同窗好友，许多人都下海做生意了，但我一直坚守科研岗位。我乐在其中，很少过问外界，至今甚至没有炒过一分钱股票。

　　记者：成为院士之后，会有更多工作和责任。您对未来有哪些打算？

　　陈文兴：当选院士后，我想我的工作和生活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每天和老师、同学们在一起，上课、搞科研、吃食堂……除了继续做好科研工作和教书育人之外，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未来，我将继续用科学研究助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