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推进诉源治理

　　助力现代社会治理迈向新境界

　　陈 爽 钱菊香 叶 欢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继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前不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发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强音，新时代的“中国之治”呼唤新的历史诠释。

　　在敢为人先、走在前列的浙江，历经56年沉淀之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传承中发展创新的“枫桥经验”，已成为中国推进基层治理的典范。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成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瞄准矛盾源头，筑牢前端防线，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近年来，浙江省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信访等各条战线与其他党政机关协同共振，以全国排头兵的姿态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诉源治理深化细化、凝聚社会力量，全力打造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今年1~9月份，全省法院新收各类案件132.05万件，同比下降2.74%，我省成为全国唯一收案量出现下降的省域。

　　敢创新、聚民心、出实效，高质量推进的浙江诉源治理实践，助力“枫桥经验”稳步迈向新境界，也为平安浙江建设和中国现代社会治理贡献着“浙江方案”。

高站位，强协同　立足全局落实“诉源治理”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诉源治理”致力于将治理链条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仅凭单一部门作为一项孤立工作来抓，收效甚微。为推动诉源治理落地落实，我省各地各相关部门将诉源治理融入党委政府治理大格局。

　　在连续12年收案量增长之后，今年5月起，我省首次出现同比下降，成为目前全国唯一收案量下降的省域。这一拐点的出现，与浙江法院参与推动诉源治理密不可分。去年以来，省法院主动将调解工作融入党委主导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矛盾分层过滤体系，并重点抓住打击职业放贷、虚假诉讼类案件，从源头有效扭转了收案量连年增长的势头。

　　浙江省检察院以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抓手，努力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协调推进“四大检察”，与各级公安机关精诚合作，探索实行“司法+生态修复补偿”办案模式，降低审前羁押率，加大对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不捕不诉力度，今年1至9月全省不捕率26.5％，不诉率17.4%。与此同时，与省法院会签《关于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纪要（试行）》，着力推动诉前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化解行政纠纷，缓和矛盾。

　　诉源治理，不是将矛盾纠纷一概挡在司法程序之外，而是要在立案、侦查、起诉环节把好关口，建立分层过滤体系，依法有效减少诉讼增量。

　　就在上个月，省公检法联合出台《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对“醉驾”案件相关标准作出新的调整，将不具有规定从重情节的汽车“醉驾”案件不起诉或免刑标准从此前血液酒精含量140mg/100ml以下放宽至170mg/100ml以下。这是我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1至10月，全省共发生涉酒交通事故1169起，同比下降22.63%。

　　为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拘所、消除在萌芽”，我省公安系统创新完善警调衔接、警律联调、交调对接、拘调衔接等机制，调解纠纷22.12万余起，调解成功率超过95%。全省79个拘留所与当地法院合作并联合挂牌，成立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室，引入司法部门进驻，健全完善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全省司法系统则通过深入推进人民调解“组织创新”，实现县乡两级调解中心全覆盖，行业专业调解领域不断扩展，并通过实施“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三年行动，部署开展人民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等专项活动，实现年均调解社会矛盾纠纷64万余件。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绍兴将诉源治理融入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大格局，结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区创建的大背景，构建职责清晰、运转高效的诉源治理工作机制，明确6大工作目标，推出26项重点工作举措，逐一明确牵头单位及任务进度，探索出推进诉源治理工作的新路径，如市中级法院构建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告知书和典型案例推送机制助推“诉源治理”工作，市检察院自主研发应用智慧监督系统完善虚假诉讼查处与预防机制。

　　除此之外，部分地区将诉源治理相关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指标，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抓手。台州市在省内率先将普通民商事案件“万人成讼率”纳入市县两级平安综治考核体系，细化考核办法，实行季度通报排名；湖州长兴县将委派、委托调解案件接受率、响应率、成功率以及是否实质性开展调解的情况，作为“平安乡镇”考核指标。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谋全局，才能谋一域。各系统、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为高质量推进诉源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机制、拓渠道　凝心聚力提升调处水平

　　在浙江，各地因地制宜，你追我赶，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地方特色的诉源治理创新实践。

　　“感谢调解员和法官，都说打官司慢，需要一年半载，没想到中心一天就解决了。”今年8月，在舟山市普陀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市民刘某因公受伤赔偿纠纷得到解决：中心开通绿色通道，由专职人民调解员优先调解，双方当天达成协议，区人民法院驻中心的法官对调解协议做了司法确认。“之前拖了大半年之久，大家和和气气收场。”刘某对中心的工作效率点赞道。

　　去年以来，普陀区探索打造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资源共享、调解优先、司法终局”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新模式，推进社会矛盾前端化解，成效显著。今年1~7月，普陀区诉前分流各类纠纷1425件，诉前调解成功870件；法院一审民商事收案数同比下降42%。

　　温商是浙江民营经济的金字招牌之一，大约有160多万温州人散落世界各地，随着经济活动深入和法律意识提高，国外温籍华侨涉诉案件越来越多，如何解决涉侨案件送达难、当事人应诉成本高等难题，从而更好地服务在外温籍华侨？成为温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早在2009年，温州市文成县法院便率先试行特邀海外调解员制度，使涉侨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从140天下降到2018年的42.84天。如今，温州市鹿城区法院、瓯海区法院、瑞安市法院及乐清市法院均建立并推行该项制度。以瓯海区法院为例，该区建立了覆盖17个国家（地区）的跨境调解体系，聘请33名知名侨领担任特邀调解员（联络员）、涉侨人民陪审员，并在侨胞侨眷众多的3个街道及村建立“侨乡法驿”“侨村法驿”服务站点，打通涉侨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宁波市镇海区创建了一站式“信访超市”，实行矛盾调解、法律援助、劳动维权、诉讼服务、信访调处“五位一体”运行机制，采取“重点部门集中常驻、一般部门轮换入驻、涉事部门随叫随到”等形式，访诉调全面融合，实现群众有矛盾、有诉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嘉兴平湖市以平湖先贤陆稼书“无讼”理念为引领，以“三治融合”为依托，通过深挖“无讼”文化、建强“无讼”组织、创建“无讼”样本、拓展“无讼”路径等举措，共有43个村（社区）申报“无讼村（社区）”，形成了30个“无讼”文化展示阵地，“无讼”文化理念深入人心。

　　诉源治理重在预防社会矛盾纠纷，仅凭公权力资源难以实现全面排查防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今天的浙江，各界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逐渐增强，推动着诉源治理工作良性开展。

　　在金华市金东区金都美地社区，每个单元楼门口都贴着一块牌子,写着本单元共产党员户和网格员姓名、电话号码等信息。“一幢楼一个网格,党员和楼道长都是红色网格员,都要参与小区管理服务。”业主张奶奶介绍说。处理垃圾堆放物及消防隐患，化解邻里纠纷是主要服务内容，这只是金华市以党建引领诉源治理的典型缩影。近年来，金华市积极打造“区域党建联盟”，成立了333个社区党委，打造了591个党建综合体，通过压紧压实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党建主体责任，强化全市基层党组织抓党建、治诉源的重点任务，涌现出后陈经验、龙山经验、横漂做法等典型，走出了金华特色的诉源治理实践之路。

　　在台州市椒江区，综治中心设置了社会化社会治理服务平台——“义家”，联合群工、社工、义工三个群体，整合总工会、团委、妇联等12个群团组织，以及大量社会组织、志愿者服务资源，让群众全方位参与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绍兴市越城区通过创新构建家事调解室、越姐姐家事爱馨团、越城区婚姻家庭学校等三大平台，形成家事纠纷诉源治理的有力支撑，2018年至今，仅家事调解室便调解成功家事案件874件，调解成功率达68.2%。

　　据了解，目前，全省共有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35009个，品牌调解工作室300余个，专兼职人民调解员15万多名，活跃在基层一线，成为保障诉源治理成效的中坚力量。

智能化、专业化

调纷服务更高效更精准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社会治理成为纠纷化解的发展方向，为提升诉源治理智能化水平拓宽了空间。

　　今年7月,宁海县人民法院的特色调解室——方圆工作室人民调解员钱双桂接到一起涉案金额5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当事双方对事实无争议,只要达成协议即可结案。但原告陈女士常住宁波市区,是即将临盆的孕妇,无法前往法院参与调解。钱双桂建议陈女士通过ODR平台在线视频调解。最终,双方在进入ODR平台30分钟后达成调解。这种场景已成为浙江在线调纷的常态。

　　2018年6月，浙江省高院在全国率先推出ODR平台，整合全省司法、执法、仲裁等部门的调解力量，打破不同解纷机构之间的数据壁垒，架构起“在线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五大功能。“不仅大大缓解了基层法院的压力，也可以确保法院专注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省高院有关领导说。截至目前，平台访问量已突破498万人次，流转案件54万件，调解成功47.8万件。这意味着，浙江在探索诉源治理智能化之路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数字经济领跑全国的杭州，除ODR平台外，杭州市依托城市大脑建设，建成“城市大脑·矛调在线”平台、网络交易纠纷调解“云平台”，从源头上有效治理网络交易纠纷。打造“交通事故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云平台”，实现事故纠纷从启动调解到理赔到账30分钟闭环服务。森林覆盖率达84.38%的丽水龙泉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山林信息化建设，并率先启动“一张图”山林数字化管理工作，联合浙江农林大学研发“龙泉市山林信息化管理系统”，全方位保障林农权益。与此同时，结合“平安通”网格运用，精准掌握苗头动态，创新“多平台”联动调处，健全“面对面”在线调解，精准化解矛盾，山林纠纷诉源治理成效明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基层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专业化的解纷模式无疑更有助于高效、精准地化解基层矛盾。在浙江诉源治理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一现象逐渐成为发展主流。

　　今年3月20日，一起因粉刷房屋引起的劳务合同纠纷案，在衢州市柯城区法院律师调解员鄢菲的调解下成功化解，当事人当场履行调解协议。

　　“太好了！当事人曾多次找过劳动监察部门，但因双方矛盾分歧很大，一直无法有效调解。”律师调解工作微信群，有律师对此称赞道，律师调解员专业的调纷能力得到了积极肯定。近年来，柯城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以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难题，截至2019年7月，柯城区法院律师调解工作室共接收调解案件322件，调解成功率51.2%。

　　在传统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分类的大背景下，金华永康市根据现实需求，不断细分调解领域，成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16个，今年以来先后成立宠物纠纷、二手车交易、维修汽车协会等调委会，人民调解分工不断精细化。永康市法院还与市金融办、帮扶办、人行、银保监等部门及永康农商银行，联合成立了永康市金融纠纷调处中心，多元化解金融债权纠纷。

　　来自浙江的诉源治理经验实践，不断充实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也一次次完成自身的跨越和升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敢为人先、走在前列的平安浙江依然在寻求自我突破，将以更多的创新善治回馈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