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逃生的孤儿。1941年，我还不足3岁。侵华日军惨无人道地用飞机投放鼠疫病菌，短短半个月时间内，鼠疫就夺去了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等8位亲人的生命。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6岁开始，我就下农田挖野菜，钩田芪饲养禽畜。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小小年纪便光着脚丫去农田里拔胡萝卜喂猪。最可怕的是生病没有钱治，多种疾病折磨我的成长，皮肤表面经常生疮化脓，中耳炎连续几年化脓不止，夜盲症断断续续，最讨厌的是寄生虫害，让我长期面黄肌瘦长不高。村里好心的长辈为我的健康发愁，担心我病多不治，会伤残终身。

　　1949年，义乌解放了，我系上了红领巾，初中毕业后又考取了金华师范学校。入学后，伙食费由人民助学金供给，还享受公费医疗。校内设有卫生所，配有专职医师和医务人员。医师发现我的身体发育很不正常，经过诊断，让我周末时空腹服药，根治了我的寄生虫害。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我身上的多种疾病也治愈了。三年校园生活，让面黄肌瘦的我变成了红光满面的壮小伙。

　　1959年底，我应征入伍，在舟山群岛守卫祖国的东大门。历经寒冬的孩子最知道太阳的温暖。我在练兵场上生龙活虎浑身是劲，每次考试都成绩优良。几个月后，就成为新战士中吃苦耐劳、安心守岛的标兵，次年年初又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我是炮兵侦察兵，还兼职任文化教员，经常要翻山越岭去各小分队上文化课，教年轻的战友拼音识字、写信写短文，以及数学基础知识。

　　退伍后，我回到家乡义乌，先后在城镇学校和乡村学校任教，先教小学，再教初中，后又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多年。在工作中我努力保持军人本色，对学生身教重于言教，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学生成长。35年教育生涯里，我教过的学生早已不计其数，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桃李满园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我有一女二子，教导他们从小养成勤耕好学、认真读书的习惯。大儿子特别喜欢书法，读书时书法作品就多次获奖，参加工作后，常跟书法家上街下乡义务写春联。小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为公务员。女儿是杭州一家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曾驰援汶川地震灾区。大媳妇是医院超声科专家，年轻的小媳妇也在刻苦学习医学技术。我要求三位医师要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对技术精益求精，做病人和家属信得过的医师。

　　如今，我们祖孙三代组成的家庭拥有13口人，其中共产党员占成年人的一半，大学生占总人数的一半多。各人都有一份称职的工作，住上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患难孤儿有今天，全靠祖国逢盛世。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