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晨，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从维熙于北京病逝，享年86岁。

　　从维熙，河北玉田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家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入北京师范学校并开始发表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远去的白帆》分别获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中国优秀故事片奖”。著有《北国草》《曙光升起的早晨》《七月雨》《燃烧的记忆》《杜鹃》《驿路折花》《鹿回头》《伞》《遗落在海滩的脚印》《南河春晓》等多部散文、诗歌、小说。

　　1979年他重返文坛之后，率先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十几部中篇小说。1980年，《浙江日报》在《首都作家创作忙 一批新作将问世》一文中，关注过他的创作动态。

　　可以说，从维熙是《浙江日报》钱塘江副刊的老朋友了，翻开这些年的报纸，可以看到20余篇他的精彩作品。

　　2005年1月21日，他的《三色杜鹃的情话——岁末随笔》发表于钱塘江副刊，从年底家乡父老送来的一盆三色杜鹃花树说起，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和乡情；同年，钱塘江副刊陆续刊登了他的《杯中传奇——酒文化探幽》《布谷夜啼》《底层情缘》等多篇文章，感悟他对于细节的观察；10月，他发表了《走过世纪的巴金》，回忆自己与巴金先生交流的点滴。

　　之后十余年中，钱塘江副刊还收录了他的《阿里山看云》《炎夏的记忆》《走进田园》等10余篇作品。它们中，有的是对旅行的观察，有的是对生活的感悟，都展现着从老清新自然、恬淡舒缓的文风，仿佛邻家的长辈在对你娓娓道来。

　　钱塘江副刊最后一次刊登的他的作品，是2014年1月10日的《走近巴金故居》。

　　“不知为什么，我朝圣于巴金三层小楼的故居时，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这不是因为我年近八旬腿脚乏力，而是巴老的每间书房和卧室，都牵动了我的中枢神经。昔日只是从文史资料中知道巴金精通多种外语，没有亲眼目睹过其翻译成果，此行满足了我的愿望。在故居二楼的书架上，陈列着巴金英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的译文著作……我精心数了数，译著多达二十余册。一生写下多部文学巨著的中国文学骄子，又能与世界文学沟通，对我心灵是个极大的震撼。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以及下一代作家，最为欠缺的一笔。”朴实的文字，记录着他年迈时去巴金故居“朝圣”的心情。

　　从维熙与巴金先生交往密切，仅在钱塘江副刊中，从老就两次写到巴金先生。如今，他捐赠给巴金故居的手稿《大墙下的红玉兰》，有望在不久后与读者见面。

　　当时担任浙江日报钱塘江副刊编辑的杨新元，回忆起和从维熙的交往，印象颇深。

　　“2003年开始，钱塘江副刊改版之后打算推出‘名家特稿’栏目。当时，我们请张抗抗、陈崎嵘帮忙联系，我跟着部主任一起到北京去，约见了许多在北京的名家，就在那次认识了从维熙先生。”杨新元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很豪爽也非常讲义气的人。我们越来越熟悉以后，他写的稿子经常是首发在《浙江日报》的。有时候我觉得‘名家特稿’稿子不够，提前和他联系，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尽管已是70多岁高龄，他从不推托，没几天就会交稿，一点都没有架子。”杨新元说，从维熙在文学圈里朋友很多。虽然他个人生活经历比较坎坷，却始终写着充满正能量的作品，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文字中那些积极向上的力量，一直激励着读者朋友们。

　　浙江著名女作家叶文玲听到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她和从维熙认识几十年了，是关系很好的作家朋友。回忆他的作品，回忆彼此多年的友谊，可以写一篇很长的文章了。从维熙比叶文玲年长8岁，总是亲切地叫她小叶，彼此很亲近。

　　叶文玲回忆说，最早认识从老师是在1977年。在张光年老师介绍下，叶文玲参加了《人民文学》组织的全国短篇小说座谈会，认识了茅盾、周立波、贺敬之等著名作家。从维熙，也是在那次，从“从作品上认识”转为了见面认识。

　　1987年5月，中国作协选出11个作家赴德国访问。从维熙是副团长，很照顾大家的生活起居。访问快结束那天，主办方举办了一个中国文学周活动。每个人就自己的代表作作了朗诵，从老师读了篇《方太阳》，现场由翻译翻成德语，赢得了大家的掌声。那次访问长达25天，大家每天都在一起参观、访问、讨论，结下深厚友谊，等到分别那天，他还流了眼泪。在叶玉玲老师的记忆中，从维熙是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对晚辈很好，晚辈们对他也很尊敬。

　　在叶文玲家里，还珍藏着一张她和从维熙的合影。“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外地参加会议。他穿着红衣服，我穿了深蓝的衣服。照片拍得很好，我一直珍藏着。”叶文玲说，后来从维熙因身体原因很少参加各种活动，她的身体也不太好，所以碰面并不多。她经常在翻看照片的时候，回忆起这位老朋友。他的音容笑貌，始终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