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一块巨石，诺贝尔文学奖总能在平日里大多平静的书海里，掀起一阵全民狂欢。

　　文学圈、出版圈、媒体圈——在结果揭晓的那一刻，全球有无数双眼睛，紧盯官网实时直播，无数双手，不时刷新着手机信息。

　　2019年10月，2018年度、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分别花落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让我们来看看随之而来的“阅读圈诺奖风波”。

被“带货”的图书市场

　　对于图书销售机构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和市场的供需关系密切。自结果尘埃落定的那一刻起，获奖作家的作品总会被迅速“带货”成功。

　　数据统计显示，获奖名单公布20分钟后，托卡尔丘克作品《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京东的销量就达到前一周的600倍。此前，各大门户网站上只有极少数托卡尔丘克相关的论文和专访。她甚至连个豆瓣小组都没有。

　　在线下，许多实体书店也在几小时内宣告库存售罄。“汉德克的书原来就没有，托卡尔丘克的书在诺奖揭晓后的两小时里就全部被买走了。”宁波海曙天一书房门店经理孙常青告诉记者，若是读者不愿意买电子书，实体书怕是要等些日子才会上架。

　　一直到10月25日，距离诺奖结果出炉已经有一阵子，情况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大缓解。

　　一听记者要打听图书销售情况，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图书连锁业务分公司总经理陆扬连忙“纠正”道：“现在不是谈销量的时候，因为根本就没有货源。两个作家都是这种情况。”

　　以汉德克为例，《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无欲的悲歌》《左撇子女人》《缓慢的归乡》《去往第九王国》《形同陌路的时刻》《试论疲倦》等9种中文版书籍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诺奖公布后，省新华书店集团第一时间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下单。

　　“我们是当晚第二个联系他们的发行商，反应速度够快了，不过也没什么大用。”陆扬发现，“先来后到”的原则在这一刻失效了。外国文学本来就不是热门，何况这两位作家“小众”，出版社的货根本不够，好几本书只有1000多册库存。而全国各地的书店都在一个晚上，集中要求订货。

　　第二天一大早，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开了个集体会议。商量的内容包括如何把有限的书合理、公平、快速地分销给全国各个区域，以及怎样才能更高效、高质量地加印和再版。

　　被多方平衡后，浙江新华书店集团拿到首批补货。其中，《去往第九王国》《缓慢的归乡》各有100多本，数量已算是“大头”。

　　至于下一批什么时候能再次上架，陆扬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应。“出版社只说是近日。”目前，在全省门店迎接不断上门的读者的，只有放置在专门区域的诺奖作品样书。

被“加速”的出版进程

　　销量好，本应喜闻乐见。不过，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件事有时也会“进退两难”。

　　作品版权费，毋庸置疑地会因获得诺贝尔奖而水涨船高。从这一角度看，深耕出版“经典印象”译丛品牌多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今年又押中了宝——多年前，其购得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的5部作品版权时，作者还未夺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

　　年初，浙江文艺出版社已经以极为合理的价格，成功购得托卡尔丘克的两本新作——《糜骨之壤》和《怪诞故事集》的版权。当时，她刚刚凭作品《航班》获得国际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布克奖。

　　“现在托卡尔丘克的版权费，肯定是获奖之前的10倍。”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告诉记者，出版社手上还 “囤”有阿根廷塞萨尔·艾拉、德国马丁·瓦尔泽、美国乔治·桑德斯等一批具备诺奖实力的作家，以及日本平野启一郎、法国蕾拉·斯利玛尼等在未来有得奖潜力的作家。

　　眼下，郑重“庆幸”下手快、狠、准的同时，也开始发愁。“两本书还在紧张的翻译过程中，这也是保证质量前提下的正常进度。”郑重透露，与托卡尔丘克合作多年的默契译者易丽君年事过高，力不从心。另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翻译家正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希望两本书能赶在今年年底颁奖典礼前后出版。”

　　翻译，确实是文学跨国传播过程中的重大课题。尤其对于文学性、思想性都极富特色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而言，需要译者跨越的不同纬度、不同高度的藩篱更多。

　　译者文敏在库切还没获奖之前，就翻译过《等待野蛮人》，之后又陆续完成7本书的翻译工作。此外，她还先后翻译了保罗·奥斯特、唐·德里罗等出色作家的多部作品。即便经验丰富，她仍不认为自己已足够熟练。“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难以翻译。这是常识。”文敏认为，抵达并传递严肃作家的作品核心，对译者本人的素质要求更高。“他们本身都是文字大师，用词非常精深，字里行间张力很大，用另一国的语言表达出这些精彩之处是困难的。比如，《红楼梦》译英后难免韵味全失。”

　　作家莫言也曾表达过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对于翻译来讲，越是语言有特色、有个性的国家，对翻译来说挑战就越大；越是语言没有个性、没有风格的国家，越是在写作当中追求语言的个性化——这导致了把故事翻译过去简单，但是要把语言风格用另外一种语言对应表现出来，非常困难。

　　从托卡尔丘克作品翻译的进度 “赶”，和严肃文学的译者门槛“高”两个事实，折射出了市场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的译者紧缺。

被崇拜的诺奖得主

　　无论市场是进是退，让我们回到一切的源头——那些创造出色作品的作家们身上。

　　库切在媒体面前也一直表现得谨慎和低调，甚至在两次获得布克奖之后，都拒绝去伦敦领奖。他表示：“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成功地做到了怎样避免成为一个名人。”获得诺奖后多年，他终于在拒绝多次后，来到中国参加文学座谈。即便如此，面对热情的读者，他并不喜欢作出过多回应。甚至与同行坐在一起时，也只是扮演“聆听者”的角色。

　　文敏记得，她私下与库切交谈时，库切最感兴趣的主题也并非文学本身。“库切主动问起了翻译稿费的问题，我告诉他每千字65元人民币，他又追问每页书有多少字，很快算出了翻译一本书的收入。他还很认真地对我说：看来，做翻译的收入不足以养家。”

　　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一直广受关注，有时也会引发人们有关“国人为什么投以如此热情”的发问。

　　一方面，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受困于专业的隔阂，导致其远远没有文学奖“亲民”。例如，在201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发布会上，记者提问环节非常冷清。有人猜测，到场的记者们也不太清楚“细胞的囊泡运输调控”是怎么回事。

　　另一方面，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进看来，这种对热门人选的讨论，根源于中国文坛与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情结。鲁迅、胡适、沈从文、王蒙、巴金、北岛……历年来，许多家喻户晓的中国作家都曾与该奖擦肩而过。

　　“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高峰，当时正逢世纪末，学界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百年，理应得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金进说，直到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国人心中的郁结才算舒展。

　　此外，国际文学领域专家、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推荐专家李贵苍向媒体介绍：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崇拜不是中国独有。他注意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生后，次年美国电视节目中，必定会经常看到这位得主。

　　“美国的多家电视台竞相邀请获奖者做节目，接受采访，不管他是否会说英语。” 李贵苍介绍，崇尚文学是美国重要的文化传统。重要作家出版作品，出版社会支付高达几百万美元的稿酬，有时只写了一半，出版社也愿意预先支付巨额稿费。

　　其实，文学迷人与否的评判标准有许多，奖项绝对不是关键。恰如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汪兆骞在《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文学是人学，是灵魂的历史，在尘埃与云朵中温暖众生。其审美价值和意义的解读，与任何奖项毫无关系。中国的曹雪芹无缘什么奖项，俄国的托尔斯泰也未摘得诺奖桂冠，但丝毫影响不了他们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