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又称暴书），系指古代的藏书者或政府管理图书的部门，每年在特定的时间，将所藏图书拿出书库晾晒，藉此使图书免除因潮湿而生蠹虫等受损状况，从而延长书籍寿命，并保护书籍的完整性。从西晋汲郡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穆天子传》中有如下文字：“天子东游，次于崔梁，曝蠹书于羽林”，这说明我们的古人很早就知道曝晒书籍，可以去蠹、防虫蛀霉变，保护图书。

　　随着历史的发展，曝书制度逐渐完善。作为我国古代保护图籍文献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有效措施，应引起充分重视和评价。但长期以来，由于古籍深藏书库，除古籍保护人员或专家学者，外人不易接触，更难以了解古籍保护的措施、手段和方法。因此，人们对有关古代曝书及曝书时间等概念，在认识上有不少误区，并影响到我们对古人在曝书领域的科学探索的准确评估。

　　忌“暴晒”，而重“晾晒”

　　谈及曝书，一般人都会望文生义，把“曝”拆解为将书暴露于太阳下面直晒，就如人们乘烈日当空之际，在阳台、楼道前暴晒被子。殊不知，此解大谬不然。

　　古籍保护中的“曝书”的概念，考其本意，乃是指在晴天将书籍于不见太阳的风凉处“晾晒”。早在北魏的《齐民要术》一书中，贾思勰就明确指出，曝书“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曝书”。它点明了曝书的几个设定的环境要素——晴时、风凉处和不见日处。

　　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濬曾多次参与曝书活动。弘治五年奏文中曾说：“每岁曝书，先期奏请，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员晒凉查算，事毕封识。”俞汝楫《礼部志稿》记载奏请翰林院派员赴国子监曝书亦称“晾晒书籍”。清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文津阁上书皇帝要求曝书，称“此次修理文津阁工程完竣，所有《四库全书》六千八百五函，现已移安妥协，其中沾受潮湿共计二十六函，亦饬抖晾干燥，一律受庋讫。”

　　由此可见，古人曝书，尚特地告诫要避免烈日暴晒，重在“晾晒”。故曝书实际上应该说是“晾晒书”更为确切，更为符合实际情况，也更科学，且可避免后人误解。只是数千年来，此说早已约定俗成，无可奈何，姑且存之。但终究必须明白，晾晒，才是“曝”的本意。

　　既晒书，也晒字画

　　“曝书”在一般人的思维逻辑中，似乎所晾晒的对象仅指书，这也是一种误解。

　　从古代的曝书史料来看，曝书的范围不仅限于晒书，也包括晾晒书画。南北朝时书画家刘彦齐“其所藏名迹，不啻千卷，每暑伏晒曝，一一亲自卷舒，终日不倦”。 唐太宗喜欢书法，收集了大量书法珍品，“所遗者六十余函，有《黄庭》”，武后曾“亲在禁中”晾晒这些书法珍品。可见古人晾晒字画，也是视为保护珍藏的手段之一。宋李壁《王荆公诗注》卷二十一有《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诗云：“又有四山绝品画，戴嵩吴牛望青芜。李成寒林树半枯，黄筌工妙白兔图。”就是作者兴冲冲地冒暑赶往秘书省参加曝书会，但见书画珍品琳琅满目时的感慨之作。

　　另据清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一《唐戴蒿画牛》条所载的一则书画趣谈说:“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牛一轴，尤所爱，锦囊一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拍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人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看来，正是因为该画被杜处士按惯例曝晒时，才为牧童发现画家缺乏斗牛常识提供了机会。这一掌故正好反证，当时文人墨客晾晒字画确系常事，因此也常会引起好奇者的围观，甚至对书画的优劣评头品足，即便牧童也可率兴指点画家的作品问题。

　　可见，无论是庭院深深、汗牛充栋的稀世珍藏，还是文人墨客的无价之宝，曝书晾晒的对象，绝不仅限于书，还包括字画。

　　何时晒，差异极大

　　中国古代民间有七月七日曝衣的习俗。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公室一·汉上·建章宫》引宋卜阳子《园苑疏》云，汉武帝“有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衣，登楼曝”。在这样的习俗背景下，成就了《世说新语》里一段著名的掌故：晋人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他的意思是：是日人皆争晒衣服，我腹中皆书，那就坦腹晒书吧。该掌故影响所及，绝大多数人便认定：同晒衣服一样，唯有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才是曝书的黄道吉日。这又是一种误解。

　　其实，曝书时间不一，七月七日绝非是唯一的选择。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宋人司马光之读书堂藏书，一般每年都在“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上伏指进入三伏天，即农历的七月中旬，重阳节是农历的九月初九，上伏至重阳本身就有约40天的时间幅度，而这又比《齐民要术》里的说法推迟了一个多月。清人孙从添《藏书纪要·曝书》云“曝书须在伏天”则把适合曝书的时间缩短到了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

　　翻捡典籍，各代、各地、各家规约的曝书的具体时间，差异颇大。《四民月令》说七月七日。根据唐杜牧《西山草堂》“晒书秋日晚，洗药石泉香”，则说明曝书是在入秋。宋梅尧臣诗《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起句云“五月秘府始曝书”，同是宋人的孔武仲有《壬申仲秋与东观曝书之会谨赋五言四韵律》、晁补之有《戊子六月十三日曝书得史院赐笔感怀》诗，所记载的曝书时间也各不相同。

　　元人王士点等著《秘书监志》卷六云：“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书监照得：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须要依时正官监视，仔细点检曝晒，不致虫伤，浥变损坏。”明代官府曝书一般在“三伏”间：“每岁三伏，会官曝书，如宋制。”嘉靖十三年（1534）建成的专藏皇家实录、玉牒等的皇史宬，则于六月六日，“晒曝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焉”。明代著名藏书家范钦的子孙，则照例黄梅节后在天一阁曝书。“黄梅节”，即春末夏初梅子黄熟的时节，每年在端午前后，江南地区开始阴雨连绵，约持续40天左右。清代康熙元年（1662）曝书的时间是三月六日，并成为清代初期定制，远比前代早。《四库全书》修成以后，文渊阁《四库全书》初定每年五、六月仿宋秘书省仲夏曝书之制，后改定为三、六、九月。“清秘阁曝书，以每年三月初六日，自康熙壬寅（元年）始。”

　　何以各代各地曝书的时间有如此之差异？考其原委，盖因中国地域宽广，地理环境复杂，且不说全国性的气候差异颇大，即如同一区域，尚有区域性大气候与板块性小气候的差别。比如，南方一般比北方湿热，所以曝书的时间可能比北方稍晚。同一月份在不同的时代，由于自然条件等的变化，气温和湿热程度也有所不同，所以各代各地曝书的具体时间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同一。近人叶德辉在《藏书十约·收藏》就说得很有道理，他认为：“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薰，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隔宿不退，若竟收放橱内，书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也。”一语中的，十分中肯。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正好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在长期古籍保护的历练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注重科学地考虑古籍所在地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差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不同的、最佳的曝书时间，这种不一性，正是其科学性的体现。

　　综上所述，对曝书的概念、晾晒的对象、曝书的时间等问题的误解，至此大概可以不难厘清，也可以对之有个正确、科学、历史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