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在浙江又有新动作。今年7月，滴滴旗下共享单车“青桔”在湖州正式投放，并在浙江首次引入第三方管理模式，试图通过与当地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合作，更好地融入城市交通系统。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哈啰单车宣布在杭州区域涨价，从每半小时1元，上涨到每15分钟1元。不少市民反映：“共享单车骑不起了，这价格不如去坐公交。”

　　从裹挟着狂热的资本浪潮横空出世，到第二梯队单车企业相继倒闭。短短两年时间，共享单车经历了大起大落。潮水退去，共享单车对城市管理带来的压力却与日俱增，“僵尸车围城”就是其中一例。

　　有专家认为，共享单车正经历从资本玩具回归出行本质的过程，需要一场“方便与秩序”的运维精细化、标准化改革。

　　在杭州，共享单车运营状况如何？为城市管理遗留下的问题该如何解决？管理模式有何创新之处？本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僵尸车”有多少

超过10万辆单车被暂扣

　　其实早在今年3月，杭州共享单车涨价之前，摩拜、滴滴小蓝车等已经在北上广深等城市进行不同幅度的价格调整。

　　有用户质疑，现在的共享单车并没有涨价的资本。据第三方数据挖掘及市场研究机构比达发布的《2019年第1季度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共享单车用户规模减少，2019年第一季度共享单车用户规模仅4050万人，同比减少24.4%。共享单车用户规模已经连续3个季度下滑。

　　价格涨了，那困扰城市管理的僵尸车、故障车问题解决了吗？在多家共享单车倒下后，此番涨价能为共享单车带来出路吗？

　　据市城管委统计，杭州目前仍存在大大小小的车辆暂扣区域，全市范围被暂扣和搬移保存的互联网自行车数量超过10万辆。“各区停放场地资源十分紧张，部分城区已经接近饱和。”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卢伟说，目前出台的相关规范对企业经营的制约程度不够，惩戒力度亟待提升，单车企业的退出机制过于简单。

　　曾经风光一时的ofo已经将运营范围缩减至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带，其他区域路面上的小黄车基本处于无人运维的状况。“如果ofo宣布破产，又将留给杭州约14万辆‘僵尸车’。”卢伟说，如单车企业未宣布破产，可效仿上海的处理方式，在限期内企业未认领则视为放弃，政府代为资源化处理。但一旦进入破产程序，处理过程将十分漫长。

　　涨价也掀起了关于共享单车商业模式的又一轮讨论，这也是愿景中“更好的出行服务”能否实现的基石。

　　据美团IPO招股书显示，自2018年4月4日收购摩拜以来，摩拜于2018年4月4日至4月30日获得的骑行收入只够弥补运营开支，摩拜固定资产折旧则无法获得任何补充，净亏损为4.07亿元。

　　哈啰出行状况也并不乐观，其CEO杨磊此前提供的一组数据称，目前一辆单车每日运维成本为0.3元，每天每辆车的折旧成本是0.6元，如果每辆车每天收入1块钱就能盈利。而根据杭州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监管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杭州每日共享单车的周转率远不到1元。这还没把单车采购费用及财务成本计入。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徐林说，“共享单车‘退潮’的过程，是单车由资本玩具回归为出行工具的过程。”当资本潮退去，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再度受到拷问。仅靠骑行收费，收入来源过于单一。禁止投放车身广告、实行全面免押、严控利用押金创收等政策的出台也使得共享单车企业资金链更加紧张。而由此造成运营上的力不从心，在杭州市场已有体现。

　　今年清明节过后，上城区城管局召集相关部门及两家主要单车企业，针对清明期间共享单车运营状况召开了一次会议。“与去年相比，今年清明的运维质量有所滑坡。”市容景观科科长马向东说，出于成本控制等原因，能明显感觉到企业运维力量的缩减。

　　去年“十一”长假期间，两家公司各提供了10辆厢式货车和50名运维人员负责清运。而今年厢式货车均降为5辆，并只配备了8名运维人员。“以前节假日如果出现单车堆积滞留，半小时内运维车辆即可到达现场，但这次最慢一个小时车都进不来。”马向东说。

共享单车该咋管

企业政府不断磨合

　　每到重大节假日，作为全国著名旅游城市的杭州都会迎来一场城市管理之战。而自2017清明节开始，这场战役多了一个名为共享单车的主角。“实话说，与单车交手的第一个月，我们是茫然无措的。”在卢伟的形容中，2017年清明节单车围城后，作为城市管理最末端的城管部门是在用“血肉之躯”抵挡单车大潮。每逢节假日，城管执法人员几乎得倾巢出动，才能维持住秩序，使单车不至于太乱。

　　彼时，共享单车的跑马圈地、增量投放已达狂热状态。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和大量投诉，将交通、城管部门和共享单车企业一起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谁来管？如何管？政府管理部门和单车企业被置于了天平两端，面临着角色之争。

　　哈啰单车杭州区政府关系负责人王瑾在2017年夏天加入团队，入职第一天，迎接她的就是工位上的一张违停罚单。此后，大大小小的约谈成了工作常态。她直言，那段日子单车企业在与政府的交往中“很被动”。而另一边，是杭州交管部门和各属地街道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疏导，并试图通过频繁接触和沟通“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西湖区共享单车的治理之路，正反映了两方的磨合过程。

　　最初，企业是管理中的主角。西湖区被分为了三个网格，由3家主要企业安排人员开展运维管理工作。但在实际运维过程中，出现了只管自家责任区，甚至将其他企业单车清理出区域外的恶性竞争行为，最终导致了之江彩虹桥下著名的单车“坟场”事件；此后，政府接过担子。要求各企业根据投放量安排人员和运输车到城管中队报到，由中队统一安排运营工作。但这种妈妈式的管理大大增加了城管的工作量，也愈发远离执法管理部门的职责定位。

　　增划非机动车泊位、加强信息化监管和企业考核、严格执行单车减量……目前杭州共享单车的数量已降至39万，相比2018年同期减少了约50%，相比2017年同期减少近60%。回看整个“退潮”的过程，杭州交管部门对当前政府的应对机制进行了反思。

　　“共享单车要形成良性运营，政府管理部门和单车企业都需要找准定位，厘清责任。”徐林认为，目前运作的新方案，在制定更加细致的管理导则的同时强调多方合作，单车企业的考评结果与车辆额增减相挂钩，进一步明确了各方职责。

　　“资本快钱和互联网新事物的快速运转机制与我们传统的行政效率是存在一定矛盾的，造成了始初阶段的狼狈。”卢伟说，这对矛盾一时难以化解，但有改进的可能。比如充分利用杭州的互联网优势，在事发初期进行快速预判；严守政府监管职能，全程严格执法；用更好的服务缓解百姓的忧虑和矛盾。“总结好这些经验，或许会让我们在下一次面临城市管理风险时有章可循。”

　　吸取教训，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政府与企业做了充分的预案。杭州市共派出200余名城管执法人员，规整非机动车和单车172737辆。两家共享单车公司也各派出50辆运转车和100余名运营人员。“从最初的我行我素，到现在能与各方达成相对默契的配合，单车企业和我们都在摸索中不断改变。”　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秩序处副处长秦华说。

　　如何与城市和谐共生

　　做精“最后一公里”

　　不可否认的是，共享单车已渐渐走入我们的生活，成为不少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习惯性选择。能否与我们生活的城市和谐共生，正是单车运营绕不开的大考。

　　运营后台数据的积累和技术的不断提升，让一线运营人员的工作更加精确。哈啰运营人员胡庆根据后台数据发现，每天夜间11时、12时左右，在滨江区华为、网易等企业附近会出现大量的用车需求。为了保障加班人员的出行，他们每晚会根据后台流量及时补车两到三次。“每次车子一投下去，立刻就有人来骑。还有人对我说，这么晚了你们还在，真是感谢。”胡庆说。

　　采访中，无论是交管部门、企业还是城市管理专家都将目标指向了精细化、标准化运营。“传统的占道经营不是出路，后续运营应以深入末端为主，如进入小区、商店、单位、学校等，这才是单车停放之地。”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吴伟强提供了一种方向，而在杭州，此类探索正在展开。

　　此前，由于共享单车进驻小区后随意停放、破坏绿地、占据停车位。不少社区甚至企业、学校都在门前张贴了“禁入令”。去年7月，西湖区灵隐街道东山弄小区却一反常态，成了全国首个公开允许共享单车进入的小区。走进小区的泊车处，记者看到共享单车有序地停放在15个划线车位上，居民可实现在家门口租还共享单车。

　　堵不如疏。“以前每逢节假日单车叠罗汉一样堵在小区门口，上班第一时间就是来清单车。”东山弄社区党委书记李水琳说，东山弄社区是半开放式小区，又紧邻西湖景区，不让进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哈啰单车，在此试点“单车直运进小区”。即单车企业运维人员进驻小区，每天全覆盖巡查维护。晚高峰单车进社区前预留足够空位，保证单车“有地方停”；早高峰单车出社区后，及时补给框位单车，保证用户“有车骑”。以此保持东山弄小区全天内道路通畅、单车有序停放。

　　除了东山弄外，深入最后一公里的尝试还在楼宇和校园开展。在天目山路的天际大厦旁，不仅划出了停车泊位，还采用了“黑科技”蓝牙道钉，用户只有完全把单车停在泊位线框内才能正常锁车。浙大玉泉校区内25个推荐停车点内置了智能化设备，可收集校园内单车骑行大数据，并对车辆的全天候供需作出精准预测。

　　但对很多用户来说，这样的试点还是太少。目前，杭州仅有两处停放点设有蓝牙道钉。且只有安装了最新的第四代电子锁的哈啰单车才可实现。考虑到目前的新车置换速率和企业盈利模式，全面普及遥遥无期。

　　与本地原有的出行生态相融合成为另一种共生思路。去年4月起，南京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与滴滴旗下的“青桔”单车开始全面合作，成为全国第一家公共自行车和互联网单车企业合作的案例。今年7月，这一模式拓展至浙江，滴滴委托湖州市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为“青桔”单车提供运营服务。“湖州自行车公司长期深耕本地，我们希望依靠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实现有序管理、及时调度。”滴滴出行两轮车事业部浙江区域负责人郑可欣表示。

　　“更多样更全面的尝试要尽快铺开。杭州是互联网之城，互联网大数据的优越性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城市的超前治理，我们的管理方式也应该顺应技术发展走向智慧化。”徐林建议，在以后的城市管理中要善用大数据，并发挥民间智库的作用。此外，还要及时关注现在街头上助力车的蔓延，防止单车乱象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