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入遗，不过是厚积薄发的契机。

　　“有机会的话，你们一定要去写写刘斌！”很早以前，不少人就曾向记者诚心推荐。刘斌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发现者。

　　上世纪80年代，环太湖流域的反山、瑶山、福泉山等重要良渚遗址相继发现，良渚文化的玉器研究进入高潮。但关于良渚文化是否称得上“文明”的论断，学界仍在推测。直到2007年良渚古城真容初露，良渚文化正式从“文明的曙光”被认可为“成熟的国家文明”，证明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作出了杰出贡献。

　　“是你穿越了五千年光阴，还是我走过了几万里山河。里海的夜，像宝石一样的宁静。守着阿拉伯古老的传说，今夜因为你而注定永恒……”

　　入遗前夜，刘斌在阿塞拜疆的等待中写下了诗句。我们从中读出了深情的暗涌，便更想与他进行一次交谈。

　　7月11日，申遗成功的第五天。刘斌回国的第二天。我们走进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窥见了他与良渚互相成就中起伏的波澜……

　　理性　 感性

　　杭州城还在庆祝和欢腾中沉浸。

　　从市中心往余杭方向走，祝贺的标语被印成旗帜排在路两行，向所有路人传递着捷报。风一吹，兴奋情绪也跟着扬得到处都是。

　　考古人则很善于克制。也许是职业的关系：考古工作具有不可重复的“破坏性”，发掘时若过于喜形于色，万一出了失误便是“回天乏力”。

　　中午时分，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一如平常。有人在修复文物，有人在讨论新的发现。

　　刘斌在食堂吃着与平常一样简易的工作餐。省考古所的新办公楼快装修好了，他刚刚从新址验收回来。

　　“事情排着队等着做，没什么时间休息。”前一天，从巴库回来的飞机刚刚降落上海浦东机场，刘斌便被车接走去参加市里的工作会议。航程鼾声四起，这个一米八的“大高个”在局促的座位上，拟好了会议的发言稿。

　　这几天，大众对于良渚的关注度，几乎到达了良渚考古83年中的顶峰。刘斌变得更忙了。

　　“心态没什么变化”；

　　“良渚……良渚还有很多谜没有解”

　　……

　　对话，只能在筷子的起落间见缝插针。当天下午，刘斌还有公务在身。问答有些不得已的仓促，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疲惫与歉意。

　　行内人说：一个沉默的、安静的、可能还有些憨憨的考古人，一个平常到你绝想不到他会有什么不凡经历的人，请你给他倒上一碗烈酒，或许就能撬开他的嘴巴。

　　我们的手边没有酒，却有另一个“话引子”。

　　不忍多扰的我们，本想以儿童教育话题收尾。哪知刘斌的话匣子忽然打开。“教育太重要了。文化素养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基础。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热爱中华文化，才能增强文化自信，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和民族。”

　　于是，筷子放下了。

　　“博物馆是展示城市文明、城市形象的窗口。现在很多父母、学校都会把孩子带来良渚博物院参观。考古知识很晦涩，即便有解说，成人理解也有难度，何况是孩子？”

　　接着，手势开始丰富。

　　“你说那些良渚知识，要是老师、家长不懂，谁来给孩子讲解？光靠来博物院一趟，听讲解员说恐怕不够吧！何况还有人来不了呢。”

　　说着说着，语气也抑扬顿挫起来。想催刘斌起身的工作人员，在门外探了又探，也没好意思进来打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秉持对时间尺度的洞察力，考古人知晓“少年强，则国强”的客观规律。

　　几天前，国内首本良渚文化主题童书绘本《五千年良渚王国》付梓出版。在去年申遗工作最白热化阶段，刘斌还是欣然答应成为第一作者，对内容的权威性、趣味性负责。

　　“市场上关于良渚知识的读物，大部分是图录和学术文章。做科普童书十分必要。”有些内容还有缺憾，他承诺会参与再版修改。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连办十年，刘斌的开营讲座也讲了十年。

　　当天晚上，刘斌把自己从会议、研究业务中“借”出了一个小时。他要为小读者开设一场良渚知识科普讲座。

　　现场有孩子问：“良渚有那么多玉，五千年前小朋友的玩具也是玉吗？”

　　刘斌似乎没有料到，象征王权的玉竟会是孩子眼里的玩具。他一愣，手一拍脑袋，哈哈一笑：“良渚人的玉是很尊贵的，不能玩。但是我们挖出了许多木头陀螺。”

　　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了一个，和电视新闻里严肃的考古专家形象有所不同的刘斌。

　　约束　 自由

　　人选择了一种职业，往往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刘斌和同事王宁远西装革履。但在懂的人眼中，他们始终是那副栉风沐雨的样子。

　　田野考古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几次见到刘斌，他的衣服总是耐脏的灰、黑、咖色，和野外环境打成一片。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考古人的工作常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住哪儿，他们就住哪儿。

　　去年，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新的办公楼落成，设计精心、装修完整、空间充裕。2009年到2018年，良渚考古队固定工作站在八角亭。那儿原是果农的住房，砖墙瓦顶，年代久远。生活和工作设施都不甚完善。地理位置倒是很优越，出门就是良渚宫殿区遗址。再早些年，他们没有固定居所，跟着发掘地点流转在数个农民家的柴火房或杂物房间。

　　好好坏坏的条件，自1985年从吉林大学毕业来省考古所工作，刘斌都经历过：

　　“以前的房子不够密封，门窗以及屋顶都四处漏风。初春的江南十分寒冷，早晨脸盆里的水面上常常会结出细小的冰碴。睡到半夜竟然能冻得耳朵疼，所以只得把头蒙进被窝。”

　　“每天关灯后不久就会有老鼠在被子上爬来爬去，习惯了也不在意它了。有一天被老鼠吵醒了，一睁眼它竟在头边上蹲着，真是吓人。于是我想还是蒙着头睡比较安全，要不然万一老鼠饿极了，说不定会咬人的耳朵。”

　　……

　　过着过着，他倒还自得其乐了起来。有时，新的发现还会蓦地勾起作诗雅兴。“五千年并不遥远，穿过那间宋代酒肆的残垣断壁，从汉代人的墓地经过，我们便可望见五千年前的篝火……” 2016年的冬天，在良渚古城姜家山贵族墓地遗迹边，刘斌看见到处是宋人丢弃的酒瓶。

　　……

　　总是有人问他“考古辛不辛苦”。他觉得“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是啊！个中苦乐，不问也一目了然。

　　刘斌的家离八角亭很近，却一年有300多天不着家。全省每年共有20多个考古项目。省考古所60多个在编人员里，专业从事考古的不过40多个。因此，几乎所有考古人一年300多天，都在各地出差。

　　过年期间，刘斌接来家人，和外地的考古技工们一起，把年夜饭都办在了八角亭。“其实有谁会不想回家。可人在舒适的环境里，容易滋生惰性。家里一台电视就能把我‘圈’在沙发上！”

　　只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考古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

　　在女儿，以及身为同行的爱人的理解支持下，刘斌自愿将自己约束。因为时间若自由，人便不能自由。

　　有时，“对手”是不知情的锄头。1988年，海宁星火村余木桥组良渚遗址上，当地农民先发现了玉器。他们不识得古玉。“据农民们说，曾挖出过六七件玉璧，当时还以为是砂轮，觉得这砂轮怎么会那么光滑，所以就砸碎了看看，然后扔到池塘里去了。其中有一件大的玉璧品相好，挖到的人觉得好看，才留了下来。”

　　有时，盗墓分子的铲子会铲在前面。一年初夏，瑶山大墓因有人偷盗而需加速发掘。当时，许多玉器还来不及从中取出，刘斌便和同事们借来门板，横铺在墓坑中间，和衣而睡守着。像这样睡在墓上的夜晚，34年来，刘斌经历了无数次。

　　当然还有别的。“目前国内大部分考古工作都是抢救性发掘。”刘斌说，考古人最看不得文化遗产被破坏，“感觉破坏了就好像是自己的责任。”

　　光阴总归要逝去。而相对论说，时间也会变慢。

　　刘斌在一篇回忆中写道：“岁月匆匆，虽然自己还并未觉得老，但在年轻人眼里，显然是老前辈了。”

　　考古是一场穿梭时空的旅行。这个60后觉得，自己的“青春”也似乎得到了延长。

　　名利　 责任

　　西方的哲人说：“一个聪明人最难摆脱的便是名利欲”；东方的聪明人却说“大智若愚”。

　　“刘斌所长是迄今为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手气’最好的人，没有之一。”共事十多年，王宁远在微信朋友圈中这样打趣老友。

　　确实如此。单单良渚遗址，刘斌就参与或主持了反山、瑶山、汇关山、良渚古城、外郭美人地、高坝区水坝等几乎所有重要结构性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考古中国”跨省课题“长江下游文明模式研究”总负责人等头衔，也佐证着他的能力。

　　“一个良渚，就够你功成名就啦！”

　　“与其每天忙碌，不如多写几篇论文发表。”

　　……

　　考古所是“清水衙门”，考古人另谋出路并不鲜见。不少高校、科研机构，也向刘斌抛出镶着高薪的“橄榄枝”。善意的人向他提醒：要会变通，得为将来铺路。

　　一如年少时的初心，刘斌还是选择了坚守。“个人的名，怎么也比不上国家的名？”

　　名利属于国家，荣誉属于集体。

　　一人之力无法建成良渚王国，良渚考古也不在一朝一夕。

　　中国近代考古史不到百年。中国考古人却挖出了中国博物馆80%以上的文物。当庆贺如山海涌来，刘斌更加怀念已故恩师——一生心系良渚的张忠培先生。“仿佛才刚刚走出校门，满头银发的老师已离我们而去。先生虽然没有等到这一天，还望今时今日当可告慰。”他说。

　　懂得感恩的人，往往顾全大局。

　　所长身份下，刘斌总被媒体当作浙江考古“代言人”。每每这时，他总是再三强调：“还有进行汇观山遗址抢救性发掘的领队王明达先生；主持了良渚古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调查与发掘工作的王宁远；主持了莫角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赵晔；线绘了几乎所有良渚玉器的方向明……多关注我们考古团队，这是集体的功劳。”

　　近年来，越来越多80、90后的加入，为40岁的省考古所注入了新鲜血液。

　　一定是打从心底觉得骄傲，刘斌才会许多次地“炫耀”：“考古圈子不大。不怕你出去打听，浙江考古氛围可是全国有名！虽然现在编制有限，但好多优秀的年轻人都赶着来呢！”

　　考古所俨然成了一个“连络有亲，一荣皆荣”的大家庭。7月10日，刘斌和王宁远从巴库载誉归来时，年轻人们主动提议，统一着装，拉着横幅，包车去上海接机。而刘斌刚到国外没几天，就开始想着年轻人嘴馋，得多买零食回去。

　　“谁要是不团结，我可是要拍桌子的！”他佯装嗔怒。

　　一路从前辈们的“跟班”做到了所长，走上仕途的刘斌心如明镜：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身为考古人，良渚是刘斌的主要研究课题：“申遗成功，只是对以往良渚考古成果的肯定和阶段性总结，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身为所长，刘斌的目之所及又不仅是良渚。在他任职期间，安吉龙山古城遗址、湖州毘山遗址、绍兴宋六陵陵园遗址等主动性考古项目持续推进。其中，安吉龙山古城遗址被列为国家“十三五”重大遗址，进入了国家最高等级的遗址序列。

　　近年，浙江考古软硬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张“浙江大历史”的版图已然在刘斌心中勾勒出来：发挥资源长处，成立史前考古、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水下考古、科技考古五大研究室，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监测工作；补足考古短板，完善团队，也为他们多争取好的条件；加强基地建设，让硬件设施不落在工作进度后面……在明年将建成的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中，“活起来”的文化遗产将向世人展示浙江一万年来的人类和文化发展史。

　　工作计划井井有条地罗列。想来，它们一定曾被刘斌在无数个日夜里反复推敲。

　　不同的价值观下，“为什么做”的问题最终将决定“怎么做”。

　　不算长的交谈中，语气的变换、故事的细节、抉择的考量……处处都是刘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