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按照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描绘的平安浙江建设蓝图，众志成城、久久为功，如今，浙江刑事发案、信访总量、生产安全事故总量连续保持零增长，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浙江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的省份之一。回顾过去，平安浙江建设的基本经验是：

　　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谋划平安浙江，确立平安浙江建设的基础性重要地位。安全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浙江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深知这个道理，因此，在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平安建设，提出“大平安”设想，把平安建设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工程，并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习近平同志就是把平安浙江作为实现“八八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八八战略”的总体布局中寻找平安浙江建设的准确定位和作用空间。

　　二、在平安浙江建设的组织体系中突出党政主要领导，确立党政主要领导抓平安建设的主体责任。平安浙江建设是人民的事业，社会当中的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众多的责任主体中，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是平安浙江建设的关键少数，起着领导和主导的作用。只有他们真正重视平安建设，平安浙江才有坚实可靠的政治基础和政治保障。为此，浙江省委要求把平安浙江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党政一把手负主责、亲自抓。

　　三、在平安浙江建设的动态治理过程中突出基层治理和源头治理，确立“抓早抓小、防患未然”的原则，着力夯实平安浙江建设的基础。重视基层治理和源头治理，是浙江地方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优良传统。上世纪六十年代，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就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优势而被毛主席肯定，并在全国推广。进入新世纪后，浙江基层干部群众坚持发展“枫桥经验”，根据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发展变化，创新出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对社会矛盾纠纷做到提前预警、及早解决，使平安浙江建设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四、在平安浙江建设的规则体系中突出法律、道德与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的作用，实现自治、法治与德治的融合统一。在平安浙江建设中，我们既重视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这些正式规则，同时也重视风俗习惯、礼俗民约这些非正式规则。各地干部群众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制度、风俗习惯资源，在国家法治的大框架内，经过民主协商，制定有各地特色的村规民约，实现多维规则的合作共治，进而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融合统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共同体的良法善治与平安和谐。

　　五、在平安浙江建设的制度组合中突出调解制度，确立诉调衔接、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调解、仲裁、诉讼是人类社会所建立的解决矛盾纠纷的理性方式，其中每一种制度安排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优势。在法治国家，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虽然很大，但在乡土性的农村社会，诉讼并非就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佳制度安排。因此，还必须更多地借助于那些植根于传统文化的调解制度，通过融法、理、情于一体的耐心细致的调解、劝诫，达到化解矛盾、平息纠纷的社会效果。在浙江基层，许多类似于“钱塘老娘舅”“娘家姐妹花”的民间调解，就以“简便易行、不伤感情”的特点在平安浙江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六、在平安浙江建设的技术支撑中突出互联网和大数据，为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工具。在平安浙江建设过程中，浙江积极探索“互联网＋”的治理模式，重视引进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从“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到“一张网”“一朵云”“一条路”和“城市数据大脑”，平安浙江的电子化、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例如，浙江政法数字化协同工程“一号示范”项目，就实现了公检法司机关在逮捕、起诉、审判和执行四个环节的网上一体化协同办案。

　　【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