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经90岁了。

　　1949年以前，我失业在家，当时找一份工作比“登天”还要难，老百姓怨声载道，盼望国民党反动派早日垮台……我盼望解放军快点来解救我们，希望在解放区里找到一个“有饭吃、有工作做和有文化学习”的地方……1949年6月，我的第一个梦想真的实现了，我参加了革命，来到浙江日报社工作；第一次到农村拍的照片，就是衣衫褴褛的叶根土一家。我想到自己的童年，于是产生了第二个梦想：他们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像我一样变好。

　　所以我就想在“变”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闯出一条路，走自己的跟踪拍摄“新路子”。所以我经常到农村去给贫苦农民拍照片，记录他们艰苦奋斗的事迹，反映农村三年一小变、五年十年一大变、安居乐业奔小康的新面貌。

　　我喜欢到农村去，因为农民和我一样，对党的感情很深厚；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有共同语言，互相之间讲得来、听得懂，很开心。那一年，我拍到了汪阿金、钟兆年、王渭兴和周寿根等一批贫苦农民的照片，还把他们当作好朋友，后来还经常去看望他们，听他们讲农村今昔变化的故事。我感到他们和我一样，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在贫苦大地上新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

　　参加工作以后，我一直浑身是劲，干起工作来从没有疲劳的感觉。有时夜深了，我就拿几张看过的报纸往办公室地上一铺，就地睡下；天亮后，又背上我的照相机出去寻找新的采访对象。这种日子过得真开心。

　　进报社工作后，我的工作一直很顺利，虽然文化程度比其他同志低，但我有一股拼命工作的干劲，拍的照片经常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发，有些还被新华社选送到国外参展并得奖。我对各种奖项没有很大的兴趣，平时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闯新路，拿出新作品，用健康、积极的摄影作品激励人们向前进。

　　我始终认为，记者要深入民间，了解基层民众的现实情况，拿出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所以，记者本身要思想革命，首先要在“访”字上做文章。我认为“采”字是现象，“访”字是实质，“采”“访”两字应紧密结合，形成合力。摄影记者不能拍了照片就走，一定还要仔细采访具体内容，拿出具有独立思考、积极向上，引人奋进、品格高尚的好作品，争取做个好记者。

　　70年，从给叶根土家拍下第一张照片开始，一直拍到他的第四代人，如今叶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已经读完研究生，做了公务员。这户人家大变化的全过程我都拍成了照片，这些照片成了新中国翻身农民家庭史最完整的资料，而我，也圆了工作第一天给自己许下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