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浙江日报》的一篇报道，湖州小山村潘店在全国都出了名。

　　那是1978年初——因为公社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潘店大队的社员们被迫砍掉了自留地上的4000株桃树。4月19日，《浙江日报》在头版刊登读者来信及调查附记，态度鲜明地指出：砍掉四千株桃树的错误必须纠正。当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此文。5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党的政策必须落实 自留地上桃树不能砍》的文章。

　　那一年，大地万物正解冻、复苏。从5月开始，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潘店桃树风波经常被学者们作为一个生动案例加以引用。浙报报道的这一事件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开始松动。

　　1978年12月，第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出炉，其中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中国的农村改革，从此迎来真正的春天。

　　41年后的今天，循着新闻前辈的足迹，我们再次来到潘店，惊喜地发现这片曾发生过桃树风波的土地，如今农村秀美、农业现代、农民富裕，田间地头新事层出不穷，让我们目不暇接。

　　“浙报给我们平了反”

　　季春时节，煦煦春风从南面垭口吹来。68岁的王云春带着我们走到金斗山前。“那时，这里全都种满了桃树！全部砍光后，你们浙报记者过来调查时，走的也是这条路。”

　　“桃树风波”是王云春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当年他27岁，是民兵连长又是党员，为了响应公社号召，带头砍掉了自家自留地里的桃树。“碗口粗的桃树被砍掉，有的直接被连根拔起，心里真是难过啊。”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潘店农户就开始在自留地上种桃树，到1977年，80%的农户都有了“自己的树”，规模达到4000株。“靠种桃树、卖桃子，我们钱袋子鼓了。”

　　然而，潘店所在公社的一名负责人得知情况后，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公社派出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进驻潘店大队，要求砍掉全部桃树。这一砍，100多户农户平均每户一年少收入100多元。春节回乡探亲的湖州机床厂职工严咏轩看在眼里，给《浙江日报》写了封信。这封读者来信马上引起了时任浙报农村组组长杜加星的注意。

　　如今89岁的杜加星回忆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省委一再提出，要通过宣传，有效地清除农村“左”的影响。但究竟该怎么做？这是当时农村工作的重大课题，也是宣传上的难题。

　　“两头通，中间堵。”这是当时农村的基本状况，虽然中央行文重申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群众也很拥护，可农村基层干部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时有发生。

　　当多次正面宣传效果不理想时，这封读者来信打开了杜加星的思路。他敏锐地判断这是一个极好的突破口。得到总编辑的认可后，杜加星马上派记者前去调查核实，并在稿件上加上按语，标上《砍掉四千株桃树的错误必须纠正》的醒目标题后在《浙江日报》头版发表，鲜明地提出“社员经营自留地的自主权不容侵犯”。第二天，又在“坚决落实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通栏标题下以一个整版篇幅，发表各界对这件事的反响，在全省引起了震动。

　　“是浙报给我们平了反啊。” 王云春笑呵呵地说，“后来大队的人还特地赶到城里去找报纸呢。”

　　这次报道能在全国引起如此大的影响，既在杜加星意料之外，也属意料之中。他表示，党报一定要做好政令下达和民情上传的桥梁，作为记者，看准了的问题就要雷厉风行、大声疾呼！

　　市场要什么就种什么

　　潘店的故事还没完。

　　“那现在，为何一株桃树都没有看到？”面对着金斗山，我们迫不及待地发出心里的疑问。王云春细细道来：“后来，社员们新种下6000株桃树，日子越过越好。可是再往后，潘店种植的桃子品种落后了，市场上没了销路，产业也就没落了。”

　　“虽然潘店不种桃树了，但附近的妙西镇可是吴兴的主要产桃区，而且前几年，那里的农民还主动砍了自家的桃树呢。”吴兴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水华的话，一下子勾起了我们的兴趣。

　　41年前被动砍桃，现在却又主动砍桃，这是为何？

　　我们带着满脑子疑问急匆匆赶往妙西镇一探究竟。桃花已谢，浓绿的桃叶随风摆动。在后沈埠村的桃林里，四锦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方道东正忙乎着。手起手落间，方道东掐掉一些朝天生长的枝丫。眼疾手快的操作，我们断定他是管理桃树的专家。

　　果然，方道东是在田野间摸索成长起来的土专家，他不仅开辟试验田，验证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黄桃品种，自己还研发了两个新品种。他的桃林一年中有七个月都有产出。合作社管理的700亩核心产区内，每斤黄桃能卖到15元，一亩产值约2万元，净利润达1万元。

　　方道东告诉我们，吴兴本地的水蜜桃口感一般，产量一般，在市场上无法和他种植的黄桃竞争，乡亲们便纷纷砍掉了旧桃树。在方道东的带动下，现在，覆盖湖州三县两区的土地上栽种了1万亩高产优质黄桃。

　　原来，这一砍，是为了改良种植品种、迎合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效益而作出的果断决定。

　　当年潘店大种桃树，就是因为桃子效益好。看来吴兴的农民，追求高效益的经济意识是早就扎了根的，只要碰到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就一定会结出致富的果实。

　　解放思想永远在路上

　　孙建龙是吴兴尹家圩粮油植保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自称新型农民，在3000多亩土地上耕种。他要改变父辈眼中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吃饭的现实。

　　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在合作社里，我们看到各种农业机械一字排开。孙建龙会用、会修，还会操作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如今，合作社从育秧到种植，从管理到收割，从烘干到深加工，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统一经营，提高了生产效率，更能按需生产，抵御市场风险；统一经营，还提高了亩产经济效益，并且让生产过程变得更加绿色生态。

　　沿着妙新线、埭芳线，继续向吴兴区西南方向行进，我们一行人来到埭溪镇上强村。这里1300多亩土地上，种植了一种陌生的蔬菜——山露，也叫蜂斗菜。9月种下，第二年5月收割，与晚稻轮作，亩均产值超过1万元。沈小林是远近闻名的山露大王，他种植的山露产量高、质量好，占全国出口份额将近70%。

　　为何沈小林选择种植山露？“胆子大。”他说，19年前，听说山露能卖好价钱，便一头扎进去。为何沈小林的山露能高产高效？“有方法。”黝黑精瘦的沈小林举例说，“山露很娇贵，水多一寸就淹了，少一寸就蔫了。”19年如一日，他就住在合作社生产基地里，每天观察天气，时刻调节水量，几乎没有睡过整觉。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气。无论是41年前的种桃树，还是如今的粮食轮作、套种，无论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还是推动产业融合和发展农村新业态，都不能忽视农户的积极性。越来越多像孙建龙、沈小林这样的职业农民，成为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头人，让脚下这片土地持续增值。

　　当年的“桃树风波”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人民公社统一经营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如今，土地交由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统一经营，生产力发展迎来新的飞跃，这可不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