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春意浓浓的时节和“五四”来临之际，我们以“纪念五四：新文化与旧文化的重新反思”为题，回顾五四运动，总结五四精神，是很有历史和时代意义的。

　　选择在春天的时节举行这样的座谈会，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当年的“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为了呼唤中国的春天，为了中华民族的新生。此情此景，使我们可以恰到好处地把自然界的春天与我们心中的春天、100年前先贤们心中的春天与我们今天新时代的春天联结起来，铸为一炉，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由此，也使得我们能更深切地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特别是近现代170多年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98年奋斗史的“大历史观”的长河中，去纪念五四运动、去研究五四历史、去弘扬五四精神。我们也无不由衷地感怀：伟大的五四运动，正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一曲救亡图存、复兴富强的春天之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要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高扬民主科学精神，凝聚起强大的爱国进步的时代力量，掀开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崭新一页。中国100年前的那个时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风起云涌的社会，是一个疾风暴雨的年代，是一个求索变革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先进分子，包括对新文化与旧文化、科玄（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与主义等在内争论的人们，提出了中国的“历史之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文化如何？中国的民族性如何？它们有出路吗？在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提出了中国的“世界之问”——要不要、能不能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中国如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归根到底，是提出了中国的“时代之问”——中国如何救亡图存、实现复兴富强？为此，根本出路和前途何在？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之问”的实质，就是在探索和回答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经由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那时的仁人志士们从物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文化层面，实质上都试图回答中国复兴之路这个“国之天问”。

　　也正是在中国和世界巨变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与中国的时代“问题”相结合，历史性地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并由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了中国复兴的新的发展道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一个文明富强的现代化中国正在崛起，正在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整个历史，需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去研究和总结。我们今天来重新反思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不但有一个历史实然的客观性和历史应然的合理性问题，而且还有现时代发展的实践性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等诸多问题。毫无疑问，在推进新时代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进程中，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化之争，的确是一座历史的也是鲜活的巨大富矿。

　　五四运动已成为历史，但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进步，其影响将是深远而恒久的。

　　【本文为作者在国务院参事室内刊编辑部、浙江省文史馆联合举办的“纪念五四：新文化与旧文化的重新反思”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