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玉锋已在慈溪务工10年，除了身份证编码不同，她和本地人的唯一差异只是“方言不大会说”。同龄的外出务工者，也有类似的人生轨迹：上完学就进城，没干过农活，不想回农村。有调查显示，逾50%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打工地永久生活下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并将农民工列为重点群体之一。对上亿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就业是“谋饭碗”，更是自我发展和融入城市的途径。

　　本报“春计·问就业”系列昨天推出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报道，今天继续聚焦这个群体：他们如何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在城市立足的能力？浙江如何更好地接纳和留住他们？

　　被动适应还是主动求变

　　“在城市寻找更多发展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更活跃，通过提升自我来融入城市的意愿更清晰和强烈

　　自从有了女儿，龙玉锋夫妇就养成了每年记账的习惯。最新的一份账单上，记录着2018年的几件大事：7月，按揭买下一套85平方米的二手房；随后把户口从四川迁到慈溪；一家三口都买了一份商业保险，花费近3万元。

　　几件大事办完，龙玉锋觉得，自己已经算是慈溪人了。10年来，她一直努力跟上这座小城的发展步伐，“要在这里安个家”。

　　与上一代务工者单纯“进城赚钱”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更像是一场“逐梦之旅”，他们觉得自己“在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发展机会。”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上比老一代农民工高，思想更为活跃，通过提升自我来融入城市的意愿也更清晰而强烈。

　　从一名初中毕业生，到永康正阳科技的车间主任，安徽人戈德亮只用了8年时间。

　　2007年，戈德亮带着妻子来到永康，成了电机车间的一名滴漆工。尽管身在车间一线，但他“志不在此”，而是想从一线工人转向管理岗位，从一名务工者变成“本地人”。

　　“掌握更多技能”是他实现梦想的主要途径。在车间一线的几年里，戈德亮不停地换岗学习新技能：干了2年滴漆工，要求转岗做压冲片；做了一年半压冲片，又要求转岗做磨床加工……

　　每次转岗都要重新学习、适应。转岗后的头两个月，戈德亮都会逼迫自己每天凌晨5时上工，扎进车间里磨练技术；下班后还要去附近的职业技术学校，每周上三次课，考下了电工证等各种职业证书。几年下来，戈德亮摸清了整个公司的生产流程。2015年，他正式走上管理岗位，成为转子车间主任。

　　“要融入，就要跟上城市和产业的发展步伐。”如今，戈德亮经常这样告诫车间里的年轻人。去年，转子车间引进了两条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了几倍，对工人的素质和技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新变化，戈德亮开始在车间开展定向培训，挑选文化层次较高、有学习意向的员工，进一步提升技能。

　　对于年轻的务工人员而言，学一门手艺、掌握一项技能，是融入城市的“硬通货”，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也关乎他们能否在他乡立足、有没有体面的身份。那么，这种向上流动的通道是否顺畅？

　　“有点难。”28岁的宝鸡人王海军来到温州中淳高科桩业有限公司设备部后，一直想多考几本与机械相关的资格证，但公司所在的温州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却并没有配套的技术培训机构。

　　想要考证，就得跑到温州市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下班后跑去培训，晚上10时才下课，回来连公交车都没了。”王海军说，类似的培训课程通常需要10天以上，如此连轴转，“实在吃不消”。

　　王海军的师傅、公司设备部维修主管吴来红是“全国劳动模范”，他留意到，人社部今年印发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要求各地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带动农民工队伍技能素质全面提升。

　　“计划如能尽快落地，这批90后徒弟很快就能成长起来。”吴来红告诉记者，当地的“老乡民警工作室”已经联合职校在为辖区范围内的电焊工开展技能培训，但面对各工种巨大的技能提升需求，依然“不解渴”。“掌握了足够的技能后，新生代农民工才有扎根城市的资本，更能成为高素质的技能劳动者、稳定就业的产业工人。”吴来红说。

　　是走还是留

　　“最重要的是小孩能在这上学”

　　——愿不愿意留下来、能不能留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公共服务、公共资源是否具有吸引力

　　33岁的安庆人梅海生，已经在宁波华星科技有限公司待了6年，“还会继续待下去。”

　　吸引他长期留下来的，除了公司颇为可观的工资收入，还有全方位的配套待遇：公司提供员工宿舍，有30多平方米的夫妻房，空调、热水器、独立卫生间一应俱全；食堂每餐只要3~5元。

　　“最重要的，是小孩能在这上学。”梅海生说，公司员工的子女，都被安排在徐福小学上学。徐福小学不仅是全省重点小学，而且就在公司对面，接送非常方便，“所有待遇，和本地学生一模一样。”

　　长期以来，慈溪这样的东部城镇，已经和外来务工者形成了彼此依存、不可或缺的伴生关系：务工者在这里寻求更好的生活，同时也给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城镇则在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给务工者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

　　“务工者的数量和质量，不仅体现了城市的层次和吸引力，也关系到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竞争力。”慈溪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局长罗炯说，当地外来务工人员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量，达到92万人，其中劳动力至少72万人，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愿不愿意留下来、能不能留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公共服务、公共资源是否具有吸引力。”

　　“一是子女教育；二是居住。”罗炯认为，这是外来务工人员最迫切解决的两个问题。据他观察，新生代务工者普遍想把子女带在身边，特别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不仅对学校的硬件设备、师资水平很在意，还特别重视课余的培训。”

　　记者走访中也发现，多数新生代务工者，除了让子女在本地学校就读外，基本都给他们报了好几个培训班。

　　诸暨市店口镇副镇长朱庭传对此深有同感，江西、贵州等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在逐年提高。浙江的教育水平是吸引外来务工人员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满足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就学需要，一些浙江城市正在加紧扩建学校。

　　在诸暨，店口镇今年将新建两所幼儿园，正在重建、扩建店口二小及其文裔分校，总共增加19个班；在慈溪，在当地就读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已达4.5万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不久前，城区公办学校中基础设施最好的碧海小学，也成为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学校。

　　除了子女教育，能否在当地稳定居住，也是新生代务工者关注的重点话题。

　　过去，因收入所限，外来务工人员大多选择在村里零散地租住房屋。如今，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对住宿条件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服务新居民，共建新家园。”诸暨枫桥镇陈家村，一幢幢白墙黑瓦的整洁民居“红枫居”成了新景点。去年开始，枫桥镇开始推行“红枫居”工程，对流动人口出租房实行“旅馆式”管理——统一回收、统一改造村里的闲置农房，统一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并实行统一管理。目前，诸暨已在7个流动人口较为聚集的乡镇推广试点这一模式，累计入驻外来人口1986人。

　　将外来务工者的住房需求，与农村大量闲置民房进行配对，这与罗炯的想法不谋而合。“如果能在确权的基础上，放开农村闲置房产的交易，降低外来务工者的购房门槛，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在这里定居。”罗炯说。

　　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彼此关怀才能有归属感”

　　——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不局限于经济利益，而是开始关注社会事务管理和权益保障

　　走出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23岁的岗前培训师张秋娟脱下防尘服、防尘鞋，对身后的新员工粲然一笑：“再次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团队，希望你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归属感——这是张秋娟经常挂在嘴边的词。中专毕业后，张秋娟就从老家河南来到义乌，成为这家光伏企业的一员。去年12月，一场公开竞聘后，她从一线员工转为岗前培训师。

　　“作为外乡人，一座城市、一家企业能否留住我，除了薪资等因素外，我更看重的是能否让我有归属感。”在对新员工进行培训时，张秋娟经常这样说。

　　看似虚无缥缈，但张秋娟却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份归属感源于何处：公司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干起活来有成就感；上升渠道公开透明，每周都有培训课程；同事中多是同龄人，工作、生活上关系融洽……“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你与流水线上的机器不会产生感情，只有人与人的彼此关怀才能产生感情。”

　　对于这一点，公司培训主管雷一兰深有体会。她说，公司一线员工平均年龄28岁，几乎都是90后、95后，“相比物质，他们的精神需求更应得到关注。”

　　今年元旦，爱旭公司全线停工，举办了一场由员工自导自演的年会。在公司的车间里，机器每停工一分钟，损失都将高达上百万元。但看到年轻人们兴奋地搭舞台、选节目，在台上蹦蹦跳跳，组织者们都觉得很值。

　　“明年，我要把孩子接来，一家人团聚在义乌。”张秋娟说，义乌已经成了她的第二故乡，“我从心底里认可自己的工作，并且也想把这份归属感传递给家人。”

　　从城与乡的二元分割，到城与乡的深度融合，这种变化映射在新老农民工身上，显现为不同的自我认知，以及对所在城市归属感的差异上。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中，已有38%认为自己是所在城市的“本地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比较适应的务工者，更是占到80.4%。

　　适应本地生活、把自己当“本地人”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的诉求，不局限于经济利益，而是开始关注社会事务管理和权益保障。

　　“流动人口和当地人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渐消弭，他们也渴望和当地人一样，广泛参与社会事务。”诸暨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孙永祥说，为了满足外来人员的这一需求，诸暨在各乡镇设立了新居民先锋队、外来建设者党支部等，“让流动人口党员参与社会事务，培育以他们为主体的各类社会组织，让他们有更多的参与感。”

　　这也是慈溪一直在探索破解的课题。10多年前，正因无法融入、互不信任，“本地人”和“外地人”常常发生冲突，慈溪探索设立村级“和谐促进会”，让流动人口共同参与基层组织治理，促进他们与“第二故乡”的深度融合。

　　10多年过去了，“和谐促进会”已经覆盖慈溪所有村（社区），“现在，促进会的主要作用已经不是调解纠纷、化解矛盾，而是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罗炯说，全市约有10万名外来务工人员活跃在基层治理一线，“不分外地与本地，愿把他乡当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