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寨子离罗甸县城有四五里，依山而建。整个家族的房屋规则地聚拢在一面圆圆的山坡上，所以得名“坡球”。

　　说是老家，其实是父亲的老家，我并不是出生在那里。我是布依族，布依山村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根，让我回去时没有任何陌生感。老家人不管亲疏远近，都热情好客，只要同姓都是一家人，也许这是种血液里的身份认同。

　　记得上小学时，春节爸妈打算带全家回老家过年。临近年关却遭逢连日冰冻，山路危险，客运站多日不发去往罗甸的车。每日天刚亮，父亲便去车站问车次情况，每每失望而归。除夕一早，妈把我们叫起穿衣洗脸，说：干脆带着行李去车站，有车就上，没有就回家，别让你爸再折腾一次了。很幸运，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胆大的司机，我们跟司机一起给四个车轮都绑上粗铁链，以防遇冰打滑。拴紧之后，大家雀跃着上路了。

　　贵州的盘山路弯急路陡，一百九十公里，吭哧吭哧开了七个多小时，下午两点多才到罗甸。进站时妈指着车外说，“你们看是谁？”堂哥庆刚坐在路边的榕树下，半张着嘴冲来车方向张望，看见我们下车，手里烟头往地上使劲一摔，跳起来大喊一声，到啦到啦，挥手招呼旁边的一个中年人，一道跑过来。原来那中年人是大伯找来接我们的卡车司机，车停在附近的小学操场。中年人拎起我们的包袱举到车上，笑哩哩地说：“已经等你们两个多小时啦，快走吧。”

　　轰隆隆很快出了县城，一路黄土，路侧是山水相依的边外河，是罗甸水系的干流。沿着边外河弯走了一段，右拐上一条狭窄的山路，龙血树已遥遥在望。路旁大片的烟草地，一层又一层连接到对山。起伏的梯田上，散布着碉楼状的烤烟房。离寨子还有几百米，就看见坝子上密密麻麻的蓝衣蓝巾，是布依族的服饰，整个寨子的人都在那里翘首以盼，远远看见我们的车，欢呼起来。

　　晚上寨子老幼济济一堂，大人喝酒唱歌，小孩放鞭炮捉迷藏，直至零点，开过了“财门”，仍未收场。接下来的正月里，每天都要吃十几家饭，刚进一户的堂屋坐下，门口已经等着好几家人，刚夹起一筷菜，另一家人已经要把我们拖走了。

　　老家人的热情，每每想起，总让人心头滚烫。

　　再次回老家，又隔了多年。我找到庆刚哥的新家，已经有几个堂兄弟在等候了，看见我哈哈大笑，搂得我喘不过气来。他们搬到了坡球对山的缓坡上，兄弟三人没钱就自己动手盖房，盖了一年，将近完工。门前也开出了一小块田地，种些蔬菜过日子。

　　我们坐在未盖好的堂屋里聊着天，堂嫂她们进进出出，准备各种食料，杀了一只鸡一只鸭。

　　坐久了想走走，就贴墙爬上没有扶手的楼梯，到楼顶去看看远处。太阳一点点落了下去，巨大的阴影森森地爬上了山尖，彩云变成了淡墨色。楼下，堂嫂们仍在昏昏中摸索，柴火猎猎地烧，溅起火星子，映亮了她们的脸。

　　晚饭时天已经全黑，实在看不清牌了堂哥才想起开灯。罗甸气候温和，虽是冬季仍大敞着门，堂屋里摆了很大一桌。

　　推杯换盏间，门口聚集起不少人，都是散在附近的坡球人来看我这个远客。堂哥说，远的打电话了，近的叫小孩去通知的。人太多了，堵住了门口，里里外外不止三层。堂哥频频招呼男客进来喝酒，喝高兴了，有人唱起歌来，大家跟着唱，唱累了就哈哈大笑一场，继续端盏相劝。

　　趁稍微静一点的空隙，庆刚哥递给我一支烟，点燃说：“我看见小艾姐了，在门口。”小艾姐是大姑妈的女儿，六十多岁了，我们两家一直都非常亲，但我只见过她四五次，上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年前了。庆刚哥说：“她家搬到了麻阳，十几里路，我还以为她不会来嘞。”

　　我赶紧问清小艾姐家的方向，追了过去，碎石子在脚下嚓嚓作响。跑出了一里多路，看见前方泛白的山路上隐约有个黑影，我拿不准，就大喊：“小艾姐，小艾姐！”四野很空旷，黑影停住了，回了一声：“哎。”我噔噔噔跑过去，小艾姐双手背在身后，兜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泪流满面。

　　我说：你怎么走了。她不说话，就是哭，然后问我怎么跑来了，我说追你来了啊。她说：哎，你回去喝酒，我就是来看看你，在门口看见你好好的，高兴了就回家了，哪个晓得庆刚会跟你讲。

　　回去的路上，我特意放慢了脚步，整顿下心情，越走越近了，听到屋里还在唱歌喝酒。后来，我把他们写进了电影《四个春天》里，让这部讲述普通人日常生活故事的影片，呈现出温暖动人的情境和对亲情的温润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