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车车化纤原材料从萧山驶出，运抵绍兴织就成布，浸染上从上虞而来的化工染料。随后，朱红、鹅黄、品绿、霁青、靛蓝……各色布料被送至嘉兴、宁波等地的制衣师傅手里，幻化出万千款式衣服。产业链就像一只魔术手，牵引、调动着浙江各地的行业，也在浙江各地演绎出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块状产业。

　　时至今日，在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中，在细分行业的整治提升下，供需市场频频涌浪，一次次涨价风波搅动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共生关系；而在要素成本攀升的倒逼之下，一些企业也逐渐离开故土，向省外甚至国外转移……

　　化纤与经编，染料化工与印染，铸造与机械制造……过去这一年，各大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像到了新校园的学生，重新认识前后桌的同学，重新面对转型升级这份新大纲下的考卷。

　　上下游的

　　博弈与共存

　　绍兴，柯桥，马鞍镇。每天从早到晚，50公里长的兴滨路两侧，一边是一车车白色的坯布源源而来，另一边，货车载着色彩斑斓的布料鱼贯而出。这里集聚了印染之乡柯桥的全部印染产能，全国三分之一的染色布都曾到过此地，在“染缸”里过一遭，随后四散至各地服装厂。

　　“这个会长当得有点难。”从事印染行业20多年的李传海，是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会长。去年一年，李传海不仅要面对旺季晚了两个月才来的市场困境，更让他头疼的是，还要代表印染企业和本该合作共赢的上下游行业展开一场场“较量”。

　　印染，纺织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化纤织造企业为它们提供坯布，化工企业在它们身上插上染料这根“食管”，作为高耗能行业，印染还离不开热电和天然气公司。

　　“我们的处境可以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去年以来，上游染料的频繁加价，让印染企业有些吃不消，“煤改气”以后，天然气价格更是涨了不少。

　　“好不容易等来企业减负的优惠，可上游企业一涨价，不仅这些利好没有了，我们的利润也撑不住了。”李传海坐不住了，事关身后几百家印染企业的生计，他一次次上门找染料协会、天然气公司谈判，可该涨还是涨。去年11月，天然气一次性涨价30%以上。

　　盛鑫印染董事长傅见林也是个“老印染”，他拿出笔记本，一笔笔账算给记者听：某种分散黑染料，从去年2月份左右的每公斤10.8元，最高涨至18元；另一种分散黄染料，4月份为每公斤37元，到了8月份飙涨到120多元。“过去染料只占总成本的15%左右，现在能占到22%。”在傅见林看来，去年染料化工行业的利润很不错，可是几家体量巨大的企业依然联手涨价。

　　“我们身上也背着环保、人工成本。”上游染料化工企业有着自己的看法。一位染料化工企业主告诉记者，尽管对比原料成本，去年的染料确实涨得有些高，可这波涨价的主要原因，是苏北等地经历了环保整治，市场上产能锐减形成供小于求的局面，涨价也是一种市场行为。

　　过去的一年，海宁、桐乡的经编行业也经历了震荡。

　　经编，一个处于上游化工原材料和下游纺织服装制品之间的产业。去年中的一段时间内，一种叫做FDY的化纤纱线，每天以每吨50元至100元的速度飙涨。为了应对原材料涨价，海宁上百家经编企业聚在一起开会，希望上游化纤企业能够停止涨价行为，否则，他们只能选择暂时停产。

　　“往年也有原材料价格波动，但去年这波特别厉害。上游企业体量大、数量少，能够团结起来解决价格问题，而我们经编行业由几百家分散的企业组成，只要有几家不齐心，就没有办法对等协商。其实市场经济中没有永远的强者，我们希望在关键节点上，上下游企业能协作共渡难关。”一位经编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我给你讲个故事。”李传海告诉记者，在印染产业还没集聚的时候，印染企业和配套热电企业遍布柯桥各乡镇，每年，印染协会都要和热电协会协调价格。“吵了十几年，最后怎么样呢？我们都搬走了，这些热电企业10家里倒了9家，上下游企业是环环相扣、彼此依存的，不能竭泽而渔。”

　　产业链的稳定性，取决于相关企业间价值与利益的动态平衡。一条产业链上，由于所依赖的生产要素不同、附加值不同，在转型升级中的痛苦程度也不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能否持续共生共存？在要素成本高企、环保整治加码、国际市场局势复杂的压力之下，行业、企业试图在一次次冲突中寻找新路径。

链条的残缺与再生

　　骑上摩托车，在周边乡镇绕上一圈，一个机械零件需要的五六个配件的供应厂商就找齐了。这是2000年左右玉环配件小企业主的一天。

　　“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位玉环机械设备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铸造、电镀行业整治过后，这些有着高耗能、高污染标签的产业环节开始向省外迁移，从原材料到成品一整条完整产业链都在当地的情景不再。

　　玉环隔壁的温岭，产业链上下游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3年前，铸造行业开始大规模整治，有一段时间我们怎么也拿不到货，一个环节断了，整条产业链都得停下来等。”温岭当地泵业巨头利欧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怎么办？面对上游的供应断档，利欧集团迅速投入两亿多元，自己花钱建铸造厂给自己做配套。“这个厂每年光废气处理设施就要花几百万元，但大企业需要的是生产的稳定，自己建厂是为了降低供应风险、提高产品质量。”

　　温岭是中国水泵之乡，铸造是泵业的重要上游环节。如今，原先几十家铸造企业只剩下个位数。没有能力自建配套厂的当地企业，只好到江苏、安徽寻找供应商，成本攀升了不少。

　　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下，在浙江，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已然没有生存土壤，而感到不适的不仅仅只有这些企业，许多劳动密集型环节也开始坐不住了。

　　从柯桥市区出发，沿着曹娥江沿线一路向北，在曹娥江钱塘江交汇处，江边湿漉漉的雾气中，成排的厂房气势恢宏，硕大的“天圣化纤”字样映入眼帘。

　　去年，“天圣化纤”这个国内化纤行业巨头办了件不算新鲜的新鲜事，新设立了外贸部，请来了外销总监。“我们以前不做外贸的。”公司总经理洪彪告诉记者，这两年要素成本上升，加之贸易壁垒的影响，他们的下游织造企业纷纷到东南亚等地办厂，下游的产能转移了，作为上游企业，自然也要顺势有为，“去年刚起步，出口额就达6400万美元，出口占总销售额的5%，随着织造这一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加快转移，未来我们的出口比重会越来越大。”

　　从痛苦不适，到选择离开，曾经在块状经济发展时期留下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出现缺角和裂缝。“把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都留下来有必要吗？某几个环节的转移最终会把整条产业链都带走吗？我们也有困惑。”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

痛苦中的蜕变与寻路

　　一直以来，块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留下的专业化分工、完善产业链，是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固有优势。然而，蜕变是痛苦的，也是必经的。

　　“有些产业环节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织造环节转到东南亚了，服装企业依然可以采购这些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即便交易和物流成本比织造环节在国内时高一些，但如果转移出去后劳动力、土地、能源成本足够低，对整条产业链而言，依然是最优选择。”在省经信部门，记者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转出去了并不意味着空心化，这就像是一种新陈代谢，新兴产业会落地生根，要把效益最大的环节留在浙江大地上。”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研究员秦诗立也认为，互联网时代信息成本趋于零，这让企业总部和生产部门的分离成为可能。“未来我们可以将企业总部、研发设计环节留在省内，其他环节在各自的要素成本洼地发展，形成一种雁型结构。”

　　秦诗立认为，在起步阶段，产业链发展确实是垂直性的，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和不同环节全球化布局，产业链会逐渐演变成为水平性的经济合作。“经济循环不只是在一个小区域内才能实现的，我们早就提出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什么不能把经济循环圈往大了看呢？”

　　当记者把视线拉回到这些微观主体身上，可以看到，许多企业在经历痛苦的同时，也在试图为自己身处的产业链寻找新路径。

　　一个月前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民营企业家代表组的分组讨论上，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提出一个想法，通过为自己的代工企业和上下游产业链上的优秀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帮助他们获得贷款。“我们对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这样做既壮大了产业链，也能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

　　“产业链健康，我才能健康。”哪怕已是行业内举足轻重的领军企业，哪怕已大步迈向全球布局，雅戈尔依然选择不遗余力地确保产业链的良性发展。

　　“我们很珍惜上下游企业，要从长远看。”在新昌调研时，浙江远信印染机械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上游是提供钢材的资源型企业，在原材料降价时，他们并没有选择对上游企业压价，所以在去年原材料大涨之时，上游合作伙伴也没有选择大幅提价，在“黑天鹅”事件频发、市场起起伏伏的当下，上下游产业链之间良好的沟通信任和利益调节机制是抵御市场惊涛的利器。

　　当外部压力袭来，多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不仅希望自己顶住压力，更希望“朋友圈”里的小伙伴健康成长。

　　更健康的产业链，无疑是当下浙江企业共同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