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山县作为钱塘江源头县，有着1800年的悠久历史，唐诗非常的少，宋代诗歌数量却非常突出，可谓车载斗量。如果说宋代是常山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高峰期，那么数量惊人的宋诗，则是历史留给常山最重要的文化瑰宝。在普遍流行“宋词”的宋代和以“唐诗之路”著称的千里钱塘江上，百里常山江却偏偏以“宋诗”闻名，堪称一条罕见的“宋诗之河”。这一独特的“常山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特殊的人文历史背景。

　　历史上的常山，本地的文人学子在宋代科举界可谓异军突起。

　　科举制度起于隋兴于唐，并一直延伸到整个封建社会。在隋唐及至五代十国时期，常山史料未见到有常山人考中进士的记载。但到了宋代，常山考中进士的人却一下多如过江之鲫。常山历史上总共出过138名进士，仅宋代就占了96名。另外元代有6名，明代有29名，清代有7名。其中，宋畈乡汪韶“一门十八进士”；章舍贤良王氏“一门九进士”，被誉为“历朝笏满床”；何家乡江氏历代进士达到19名，被誉为“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像这样多个家族扎堆考中进士的现象，聚集于一个小县，在全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许多人，甚至包括学界，一直以来都以为常山乃至浙西衢州，真正文化兴盛是“宋室南渡”、北孔南迁到衢州以后，其实南宋是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应该在北宋就已出现。常山在南宋考中进士的人数不如北宋时期多，还证明了常山在宋代的文化兴起不是靠外来力量，而是原发性、内生性的。

　　宋代，常山名人辈出，堪称空前绝后。汪韶是常山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章舍人王伟，比汪韶晚六年中进士。王介，字中甫，仁宗庆历六年登进士第，应试直言极谏科，名列贤良第一，而当时的第二、第三名的乃是大名鼎鼎的苏轼与苏辙。王介与当时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交往甚密，是仁宗至哲宗时期著名诗人。王介的儿子王涣之，与书法大家米芾志趣相投，交情很深。还有何家乡源口村为减民负沉籍于江的江景房及其后代江少虞、江纬、江袤，以治家格言之作《袁氏世范》备受世人推崇的袁采等，都是宋代的名人。北宋灭亡、宋室南渡之后，大批来自北方的官员和名人客寓常山，可称名人荟萃。

　　这一时期，常山由于经济发达，众多寺庙也成为了“南渡”名臣文士的宦游寓居宝地。浙江西部历史上本是“东夷之地”。但“五胡乱华”以后，来自北方的常山郡人为了逃避战乱，随东晋“衣冠南渡”逃难到当时的定阳县境内，他们的聚居地史称“常山乡”。由于这些人来自燕赵发达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因此常山乡很快繁衍生息、兴旺发达起来，影响越来越大，到了唐咸亨五年（674年）始设常山县，将县治也从原定阳县治（今何家乡钱塘村一带）迁到了常山乡。到了宋代，常山县经济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也因此才能吸纳和养活那么多追随“宋室南渡”从北方逃难到南方来的人。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许占寺院》记载：“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难者众，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大夫许占寺宇之命。”常山在唐、五代及宋年间是南方佛教的中心，佛教兴盛，寺庙众多。现今保存完好、香火不断的唐宋时期的常山古刹就有万寿寺、石崆寺、福田寺等多座。经济富裕，寺庙众多，常山于是成为南渡士人的重要安身之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寄居黄岗山万寿寺的“中兴贤相”之首赵鼎、两朝帝师范冲、魏征之后魏矼等史上著名的“三贤”。《常山县志》卷十八《建置·寺观》载：“永年寺，在县北三十里，唐大中十年间建，宣宗赐额，曰容车，宋雍熙改元更万寿罗汉寺，祥符六年改赐今额，赵鼎、魏矼、范冲避地南来尝寓此寺。”

　　常山江古称“金川”，自古以来就是水陆转运、舟车汇集之地，宋室南渡以后，更是两浙连接南方诸省的重要枢纽，繁华一时，古诗曾以“日望金川千张帆，夜见沿岸万盏灯”来形容当时航运之繁华。常山江又是一条景观之河，从石门佳气到十里长风，从紫港浮桥到招贤古渡，秀丽风光至今依旧。

　　大批诗人在常山流连忘返，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游历常山、在诗中描写常山的诗人有一百多人，尤以宋代为最，曾几、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朱熹等诗坛巨匠也曾为常山留下诗篇。江西诗派的诗人曾几，在游历常山三衢山时写下了千古传唱的《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这成为曾几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更是至今古诗中描写衢州知名度最高、衢州人传唱最广的作品。在诸多诗人当中，“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可以说是与常山情缘最深的大师级诗人。他是江西吉水人，又长期在杭州做官，多次来往两地时途经常山，据考证写过与常山相关的诗歌多达40多首，其中收入《诚斋集》流传于世的就有25首，很多常山古地名可以在他的诗中找到。

　　有人不禁要问：为何在普遍流行宋词的宋代，常山的宋代文学作品中宋词却很少，而绝大多数是宋诗呢？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常言道“诗庄词媚”、“诗言志”，宋词是文人书写风花雪月、抒发浪漫情怀的产物，但靖康之变后，文人们随“宋室南渡”逃难到南方，国破家亡、民族屈辱使得诗歌成为表述强烈爱国情怀的最佳载体。常山的宋代诗人们用诗歌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怀、表达收复中原之志。常山宋诗文化所承载、蕴藏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立足这一独特的“常山现象”，常山县把“宋诗”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来抓，将打造常山江“宋诗之河”作为参与浙江省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建设、树立常山最具特色文化品牌的战略举措来抓。

　　我们认为，常山江所代表的“宋诗”，是“唐诗”的传承与延续。这与浙江省提出的“钱塘江唐诗之路”概念，既是积极响应和对标看齐，又彰显常山自身特色。宋诗本身就是唐诗的传承和延续，在文化脉络上是联系、统一的整体。清代诗人蒋士铨《辩诗》中曾赞誉“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是对宋诗影响和地位的客观评价。

　　我们称常山江“宋诗之河”为“河”，是因为常山江与宋代诗人之间的渊源非常密切。在宋代，常山江沿江河埠、渡口众多，南来北往的诗人们大多通过常山江认识常山、爱上常山、留在常山，忠简古渡、紫港古渡、招贤古渡等，都曾留下过脍炙人口的宋人诗篇。江景房、王介等常山本地文人名士辈出的大家族，也大多居住在常山江沿岸舟车便利之处。“宋诗之河”也有“常山的宋诗就像河水一样多不胜数”的寓意。

　　常山宋诗中所抒发的爱国情怀、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反映的正是当年广大民众深受内忧外患之苦而发出的期盼国家强盛的呼声，这与我们今天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文化传承和精神本质上是一脉相承、高度契合的。

　　在历史这本大书中，既可以找到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又能了解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拥有家国情怀的常山“宋诗”，其文化精神和历史价值将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值得大力继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