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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维护区域金融安全

  着力维护区域金融安全

  南 苏

  翻看2017年全国各省资产不良率的排名,浙江已经排在了二十名开外。如果不翻看记录,谁也不会想到2013年,浙江曾在全国各省资产不良率排名中高居榜首。在我省部分行业和区域结构调整压力持续加大、一些企业深陷“双链”泥沼、银行业不良资产加速暴露的背景下,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2013年应运而生。

  当时对降低不良资产重要性的认识尚未到位,对于不良资产危害的理解也局限于银行“坏账”,有观点认为不良资产的处置,应该交由银行和监管部门负责。事实上,正如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代表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里写到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一样,一旦银行防范化解“不良”不及时,不良资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损伤的将不仅是银行、国家的利益,更是千万储户的血汗钱、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不良资产的防范和化解更需要多方合力,尤其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开展专业处置,给予专业意见。

  作为一家专业负责不良资产处置的国企,浙商资产牢记省委、省政府的嘱托,将“助力化解区域金融风险”视为与生俱来的第一使命。

  面对不良资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浙商资产深谙“持续打稳”比“一时战胜”的任务更艰巨。五年来,夙夜在公,步履不停。浙商资产牢记“化解区域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心任务,围绕银行、政府、企业、社会责任四个维度巩固防范金融风险的安全网,在去化不良率上稳扎稳打,在去化不良速度上有勇有谋,已迅速成长为我省防范区域金融风险中一股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数字上显真功

压降银行不良资产

  银行是不良资产的主要来源。

  《中国资产新闻》曾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辽宁某地一家银行投入2000万元贷款支持一选矿项目,项目投产不到两年,选矿厂就处于停产状态,并形成了巨额亏损,也把银行贷款占死,使银行增加了不良资产的风险,严重影响了银行的正常经营。

  当银行的贷款“覆水难收”,不良资产带来的隐患如何解除?

  传统的做法是依靠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批量地在银行端口购买不良资产包,行话“收包”后,银行的不良率就下降了,这也是降低不良资产率最直接的表现。

  但传统只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参与的“收包”体系,显然竞争并不充分,在相对垄断的状态下,不良资产无论“收包”“出包”的效率都不高,要迅速降低不良率就显得比较困难,更别说深度挖掘不良资产中可能蕴藏的价值了。

  浙商资产成立后,首先做到的就是迅速降低不良率。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8年,五年的时间里,浙商资产累计收购不良资产债权本金规模超过1800亿元,累计压降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近1.5个百分点。

  尤其在2016年,浙商资产对我省不良率下降直接贡献了0.32个点,这在地方AMC(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史上,可算一笔了不起的记录。更难得的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浙商资产在我省处理不良资产主体所占份额比例持续攀升,曾连续两年市场份额第一,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贡献上,经年累月凸显出举足轻重的份量。

  有了浙商资产这股新生力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受偿率得到了显著提升。据行业人士透露,在地方AMC成立以前,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折价转让时,交易价格一般维持在债权的1~2折左右,但在地方AMC介入后,不良资产市场活力得到了进一步激发,银行不良资产包转让的平均折扣率逐步提升,资产包的价值趋于合理,银行的损失也相应减少。

  速度上显谋略

  降不良方式“接地气”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速度,对于降低银行不良率来说,同样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浙商资产处置不良资产包的资金同样来源于银行贷款。如果银行给我们20亿元贷款,一年为限,那么在有限的周期里,收购处置不良资产的周转次数越多,可以处理的不良资产包的量就越大,”浙商资产总经理李伟达做了一次简单的数学折算:“比如20亿元银行贷款,一年周转四次,假定收包折扣率5折,那么一年就可以处理160亿元债权本金的不良资产包。因此地方AMC的不良资产处置量,某种程度上看,与他们自身能力所及的去化速度是成正比的。”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不良去化速度呢?

  除了综合运用“快速流转、司法处置、资产经营、并购重组、债转股、公益债以及基金”等具体专业“战术”之外,浙商资产重点在战略上做了“首创性”布局。

  5年来,浙商资产积极推动与省内各地市及县级政府合作,尤其重视在不良率较高的地市(县)设置子公司,如与台州、绍兴、湖州、金华及义乌、萧山等6个地方政府合资或独资组建和设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已初步实现全省覆盖。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在于更加接地气,通过服务下沉、目标捆绑,更好地激发地方工作的主动性。

  比如浙商资产在金华设立了100%的全资子公司,区域的专营权归子公司所有,能最大效率地配置地方资源,由当地团队协同地方政府、法院、税务等职权部门,共同化解和压降地方不良资产。在不良资产的化解过程中,地方性子公司形成了盈利,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收、保障了金融系统稳定、促进了区域产业升级,实现了多个目标的共赢。

  在李伟达看来,不良资产的处置,也是一个盘活存量资产的过程,通过施行精准高效的处置方案,挖掘和提升不良资产的使用价值,优化资源配置,进而达到助力地方经济清除沉疴、强身健体、恢复活力的目的。因此,一些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看不上”的标的,地方AMC如果可以利用更为灵活的机制,依附更具地缘优势的战略布局,服务好当地政府、银行和企业,就可以为打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最后一公里”作出强有力的贡献,并在行业内形成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差异化的发展格局。


浙江日报 专版 00010 着力维护区域金融安全 2019-01-03 浙江日报2019-01-0300004;浙江日报2019-01-0300007;浙江日报2019-01-0300005 2 2019年01月03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