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撑起一块电影屏幕
沈烨婷
一人撑起一块电影屏幕
沈烨婷
22岁入行电影放映队
眼睛小小,个头不高,逢人就露出一张笑脸。在海宁市许村镇的一座民房里,我们见到了徐九斤。
说起往事,徐九斤精神熠熠。
1982年,22岁的徐九斤就入行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都纷纷组建了流动电影放映队。有一些摄影基础的徐九斤被选入了沈士文化站,成为了一名电影放映员,从此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兴奋。”徐九斤说,那时候,放映员不仅是份技术活,还格外受人欢迎。因为那个年代,电影是村民们难得的精神食粮。“我放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保密局的枪声》,黑白的枪战片。”徐九斤记忆犹新,那天现场有上千人,电影放完、设备收好,还有许多人迟迟不肯散去。
那是露天电影的“黄金年代”。每次放映前一天,徐九斤就会和同事们去村里张贴电影的宣传海报。“不赶早是抢不到位置的。站着的、蹲着的,还有直接坐在地上的……只要能看到屏幕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观众的观影热情,让徐九斤毕生难忘。
电影的题材也日益丰富。电影题材比上世纪70年代更为多样、活跃。爱情、谍战、动作等题材,不一而足,且部部堪称经典,中国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大厂,扛起了中国电影生产的“半壁江山”。
一个人的“板车放映队”
露天电影开始“降温”。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让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了,电视机不再是一件稀罕物,露天电影也不再成为村民夜生活的唯一选择。
电影放映场面不再热闹,电影放映队也纷纷解体。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浪潮下,许村家家户户办起了小厂,徐九斤的同事们带着落寞纷纷改行,原本热闹的6人放映队最后只剩下徐九斤一个人。“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热爱,更能给大家传递快乐。”
正是因为一点,徐九斤做出了最重要的选择。四处筹钱,买了几台放映机、几大箱电影拷贝胶卷,徐九斤一个人的“九斤放映队”就这样成立了。
放映机、发电机、扩音机、喇叭、电影胶卷……每一次出门,都要搬运上百斤的放映设备。徐九斤找来木板和废旧轱辘,自己组装了一辆木板车,将设备绑在板车上,拉着板车,一个村一个村挨个放电影。
这一拉就是3年。清晨4点,徐九斤就要出门拉着木板车赶路。白天在学校里,晚上去乡村里,常常一整天都要奔波在几十公里的村道上,摸黑回家,一日三餐更是没个准。
但是当年的风光早就不再了,一场电影,往往只有两三个观众。“亏钱不说,身体也吃不消了。”徐九斤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发起病来,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这没让我退缩, 去杭州做了手术,回来接着拉。”
3年后,放映设备先进了,体积小了,徐九斤换了自行车,一天能跑两个村。几年后,他又换了摩托车,一天能跑三四个村。
在徐九斤无悔的坚持中,农村电影放映也在慢慢复苏。2000年前后,国家推行“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广大农村每月每村至少放映一场电影)。2006年,浙江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暨数字放映综合试点省份,农村电影放映迅猛发展。
作为最基层的电影放映员,徐九斤深切感受到了这一变化。周边的学校、附近的村子,都纷纷找到了徐九斤,与他签订电影放映协议。他的电影队,也由一个人变成了四个人的“大部队”。
自费建起一个“电影王国”
电影再次火起来了。
社会经济不断向前推进,徐九斤的电影放映机也更新换代。胶片放映机换成了数码放映机,电影的声效、视效上了好几个台阶,看电影的人一下子又多了起来。
生意好了,业务繁忙起来,徐九斤买了辆面包车,添置了设备,一门心思放电影。这些年,徐九斤走遍了海宁的角角落落,在杭州、宁波等地也留下他的足迹,每年要放800多场电影。
徐九斤也收获了他自己的精彩。2005年,他受国家广电总局表彰,被评为“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进个人”;2007年,他被文化部评为“电影优秀放映员”;2014年,他作为优秀基层电影工作者,被推荐加入了中国电影界影响力最大的团体——中国电影家协会,每年受邀参加各类电影节。
37年的电影放映人生,让徐九斤成了电影的“活历史”。每一代放映机、每一张电影海报、每一卷电影胶卷、每一张电影票……只要跟电影放映相关的一切,在徐九斤看来都弥足珍贵,被他小心珍藏。
2015年,徐九斤个人出资500多万元创办了九斤电影珍藏馆。走进馆内,时间仿佛凝固了——墙上,挂着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老的电影海报,从上世纪7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到上世纪80年代的动作片《反黑行动》,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火的琼瑶剧改编电影《庭院深深》,海报像珍珠一样,串起了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起起伏伏。
这个承载着一代人回忆的“电影王国”,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前来观摩的群众。自2015年建成开放以来,珍藏馆共接待社会各界参观团体500多个、观众达2.5万多人次。如今,它还有了新的使命,以教育基地为依托,积极开展各类爱国主义教育,今年6月,还被列为海宁市“主题党日”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