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研究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不难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有太多新锐导演崭露头角，给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以30.99亿元位居全国票房第三，阎非、彭大魔的《西虹市首富》以25.47亿元，排名票房第四；饶晓志导演的《无名之辈》作为小成本黑马电影，斩获7.9亿元票房；苏伦导演的《超时空同居》、韩延的《动物世界》、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都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评价。

　　有意味的是，“老”导演却表现平平，陈凯歌的《妖猫传》仅摘得5.3亿元票房，姜文的《邪不压正》以5.8亿元收官，张艺谋的《影》也只斩获6.2亿元。

　　2018年新导演的风头正劲与大导演的后继乏力，鲜明折射出近年来国产电影格局的变化。新导演究竟“新”在哪儿，“老”导演们又将如何面对？

　　现实题材崛起

　　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是绕不开的两部作品。他们均出自80后新人导演之手，均是现实题材小成本作品，上映后都因为口碑“逆袭”，获得了不错的票房。

　　《我不是药神》创造了近15年来国产电影最高分（豆瓣9.0分）。《我不是药神》是近年来大热电影中罕见的现实题材，让普通观众注意到了医改背后严肃的社会议题。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丁莉丽认为，《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新导演的作品，之所以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主要来源于他们具有鲜明的现实意识，又有非常明确的类型意识。

　　“过去的中国电影，‘娱乐功能’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票房前几位多是喜剧片、动作片。而从今年开始，现实题材作品更好地与商业结合，有了不错的表现，更多制片方会重视这类题材的开发。同时，年轻导演相对而言更敢于探索现实题材作品。”东海旭日影业副总经理王樟顺说。

　　个人风格鲜明

　　新导演们表现出更为多元、开放的艺术风格。

　　毕赣导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用一小时的3D长镜头惊艳戛纳；《悲伤逆流成河》成为第一部聚焦校园霸凌的电影……

　　“新导演的束缚比老一代导演更少，这也是他们的优势所在。”王樟顺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后李宁曾在采访中表示，新一代导演们不再拘泥于商业与艺术的二分法，而是游走在不同电影样式之间，在跨越边界的同时追求强烈的个人风格。

　　作为在大众消费文化、互联网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网生代”，当下青年导演与青年观众，更可以“无缝对接”。而“老”导演虽然功力深厚，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不易让观众感到惊喜。

　　“观众的‘更替’是非常快的，现在的主流观众群体已经是90后甚至95后一代观众，他们的特点就是重视口碑、具有‘网生’属性，今年漫画改编的电影《快把我哥带走》就因为其‘网络’属性，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王樟顺说。

　　制作团队加持

　　“今年新导演表现特别突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和他们背后的团队也有分不开的关系。很多作品背后都有非常有经验的制片、监制，这样的团队会给导演一种才华上的认可，给他创造比较好的环境。”丁莉丽说。

　　像坏猴子影业的“72变计划”就培养了《绣春刀》的导演路阳、《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等，《我不是药神》更是由宁浩、徐铮两大导演监制、制片；《超时空同居》的监制是徐铮；刘若英的《后来的我们》请来的是张一白；《找到你》由冯小刚监制。这种“老带新”的模式，既能发挥经验丰富的电影人的优势，又能让新导演更加自由发挥，未来这种模式将产出越来越多的好作品。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纷纷意识到培养和发掘新导演的重要性，许多公司和平台都打造了自己的新导演发掘计划。比如中国导演协会的“青葱计划”，王思聪打造的“香蕉新导演计划”。

　　不过，今年仍有大量新导演的处女作，质量堪忧。比如《妖铃铃》《胖子行动队》《李茶的姑妈》等作品多为工业流水线上生产的快餐式作品，许多处女作看上去很美，却沦为模式化的、价值中空的仓促之作。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电影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毕竟新导演源源不断地出现，才能证明电影市场的健康繁荣以及持续性发展的能力。这终究是一件好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