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28年前发生的事情，似乎就在眼前一样清晰。1991年8月，杭州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小鱼吃大鱼”事件。犹如晴空中一声响雷，当年的杭城，也一下子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中，杭州的“娃哈哈”兼并“杭罐”，被称为 “小鱼吃大鱼”，是当年轰动全国的事件。作为见证人之一，我想起了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

　　那是1991年的盛夏，杭城骄阳如火。我们几个人到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娃哈哈”调查研究。彼时，正是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前一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进入一个重要阶段。“山雨欲来风满楼”，新旧体制、新老观念的碰撞日益激烈。

　　当时，许多校办企业、乡镇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迅速发展。校办工厂“娃哈哈”就是一个例子。当初头戴破草帽、脚蹬平板车走街串巷的宗庆后，在杭州商界“小荷已露尖尖角”。我们这次去，就想了解“娃哈哈”快速成长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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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哈哈”的厂房位于杭州清泰桥堍，小小的场地只有一千多平方米，主要生产“娃哈哈儿童营养液”。

　　厂长宗庆后当时四十多岁，给我的印象很朴实。谈到企业的状况，他最忧虑的就是产品供不应求，而生产能力已严重受到场地的限制。

　　他告诉我们，厂里在申报一个项目，建新厂房。可是报告打上去半年多了，还没有批下来。而随着“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迅速热销，催货信函、电话接踵而至，不少商户干脆直接开车来立等提货。此言不虚，我们在厂里就看到许多排队等货的车辆。

　　宗庆后说，保健品市场正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如果“娃哈哈”不及时扩大生产规模，其他仿冒产品肯定会一哄而上，这样一来，“娃哈哈”将失去宝贵的市场机遇。但是，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立项、征地、搞基建，在当时少说也得两三年时间，很可能会陷入厂房造好后而产品已没有销路的困境。我们听了，也为“娃哈哈”的境况着急起来。

　　能不能“借鸡生蛋”，让开工不足、场地有余的工厂，腾出一些地方给“娃哈哈”使用呢？或者，干脆让“娃哈哈”去兼并一家厂。

　　从“娃哈哈”的周边看，有两家厂可以考虑：一是杭州利民制药厂。这家厂的厂长也是杭州市比较有名的企业家。可他引进了一套设备生产“中国可乐”，因为味道像咳嗽药水而乏人问津，企业陷入困境。二是杭州罐头厂。厂长是市一轻局下派的干部，曾到深圳闯荡历练过，很有魄力。可作为国有大企业，方方面面受到的制约很多。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危险境地。如果让“娃哈哈”去兼并“杭罐”，“娃哈哈”就立刻可以让“杭罐”空闲的100亩场地发挥作用，抢占市场制高点；而“杭罐”也可以摆脱产品积压、资不抵债的困境。

　　可是，要让一家成立才4年的校办小厂，去兼并一家庞大的国营大企业，这行得通吗？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冲破几十年来形成的体制和机制的束缚，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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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转机出现了。当时的杭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得知此事后，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决定尽快实施这项“小鱼吃大鱼”的改革。

　　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是冲破习惯势力影响，扫除旧观念的一场攻坚战。尽管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但“娃哈哈”和“杭罐”的员工意见都不小。“娃哈哈”的老员工担心兼并后“小马拉大车”，企业会被拖累，职工收入受影响；而“杭罐”的员工反应更激烈，虽然企业连年亏损，但总是国有大企业职工身份，现在要变成上城区校办工厂的工人，都不情愿。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议论，给这次正在绸缪的兼并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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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施兼并的前几天，作为记者，我曾与宗庆后有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我对宗庆后说：“这次市委、市政府决定让你这条小鱼去吃掉‘杭罐’这条大鱼，是承担了一定风险的。社会上的各种议论相信你也听到过。这次兼并你有信心搞好吗？”宗庆后十分肯定地说：“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把这次兼并搞出成效来。”

　　我说：“‘杭罐’的厂长，也是一位很能干的企业家，他就吃亏在体制上。这也是目前国有大企业的通病。兼并后‘杭罐’的工人，你会怎么办？”宗庆后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善待他们。”

　　那一天，我们还谈到了兼并后如何开展工作等，谈得十分默契。

　　当时，市里组织一批人紧锣密鼓地负责兼并方案的制定。

　　起初，对罐头厂原有资产的处理，有关部门提出过代管联营等多种方案。但宗庆后坚持要清产核资，他认为，改革应该到位，产权必须明晰化。

　　在所有方案中，这其实是“代价”最大的一种，宗庆后却认定“眼前亏不吃，旧账不清，企业发展后患无穷”。市里据此提出新方案，由“娃哈哈”出资8411万元，整体收购“杭罐”，接收其500名合同工，其他人员解除劳动合同、下岗分流，退休人员由市政府负责安置；同时，“杭罐”的所有欠款由债权银行挂账停息，待该厂扭亏为盈后再行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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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如晴空响惊雷，“小鱼吃大鱼”了！

　　1991年9月5日，由我采写的《“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一稿，在《浙江日报》头版刊发。《杭州日报》也在同一天发表头条新闻《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赞扬这种做法是“让优势企业增强后劲，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10月6日，在兼并一个月后，我在《浙江日报》二版又发表了长篇通讯《一次高效率的实践》，旗帜鲜明地赞扬了这次改革。

　　从“娃哈哈”申报项目，要主管部门敲100多颗图章，而他们跑了半年多只敲了一颗章这件事，我看到了旧体制对企业发展的制约。在经过一番调查采访后，我于11月25日在《钱江晚报》“广角”上发表了整版的《图章奏鸣曲》，抨击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政府部门必须为企业发展服务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在那段时间里，“小鱼吃大鱼”事件，也引起了杭州市各部门的许多改革。

　　12月19日，在兼并100天之际，我在《浙江日报》头版发表了《兼并前：连年亏损负债累累，兼并后：三月扭亏为盈》一稿。《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分别发表消息、通讯后，毗邻浙江的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小鱼吃大鱼，百日传佳音》。三天之后，《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长篇通讯《百日兼并》，更配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的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和赞扬兼并这一改革举措。

　　人们认为，这次兼并不但让“娃哈哈”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平台，“娃哈哈”更借助杭州罐头食品厂这顶“红帽子”，从市场、信誉、融资、税收等方面一举突破了过去“校办工厂”的局限。

　　到1991年年底，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这条“小鱼”的资金总额已达1.33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5933万元，流动资金2842万元，专用资金4576万元。而工商银行原杭州解放路办事处出具的资信证明书显示，当时其银行存款高达4293万元。这时候，宗庆后也声名鹊起，成为杭州乃至浙江省知名的企业家。

　　如今，在经历了28年的发展后，“娃哈哈”已成为中国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