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浩荡40年 探寻浙中崛起之路

　　何贤君 徐贤飞

　　一分钟、一小时、一天、一个月、一年……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时间匀速向前，时代浩浩荡荡。

　　我们走到了这一年，2018。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风雨征程，很多东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华是吃“改革饭”、走“改革路”长大的。改革开放以来，金华凭着“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改革闯劲，白手起家打造了享誉全球的“小商品之都”“五金之都”“东方好莱坞”，让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演绎出扬名海内外的“大奇迹”。

　　改革开放40年来，生机勃勃的县域经济成了金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依托和改革先行的动力源泉。各县市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域大产业”的块状经济发展格局，大大增强了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资源配置更加高效，综合竞争力更强的都市区（城市群）经济同样应运而生。

　　在都市区经济发展理念指引下，市、县两级加快联动，有效推动了都市区在城乡统筹、资源配置、产业形态、管理方法等方面的融合互促。近年来，一系列都市区共建举措加快落地。各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往来越来越密切，城市之间在地域相邻、文化相通的基础上，呈现出了功能各异、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大趋势。

　　金华市委七届三次全会明确要打造增长极，共建都市区，当好答卷人，金义一体化、全域同城化步伐明显加快，100个重要节点、重大工程和10个重大区块的城市设计实施完成，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道路管网联通工作进一步提速，破“散”促“聚”的合力显得更为强劲，为进一步加快建设现代化都市区和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8月，“九场硬战”誓师大会暨新时代金华精神大讨论活动动员会召开，标志着“信义和美、拼搏实干、共建图强”新时代金华精神大讨论活动全面展开，标志着实体经济翻身战、改革开放攻坚战、都市能级提升战、交通廊道突击战、民生改善持久战、生态环境保卫战、基层治理巩固战、文明创建荣誉战、清廉金华推进战这“九场硬战”全面打响，进一步激励了全市上下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不断续写“八八战略”新的金华篇章。

　　40年春华秋实。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金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奋勇前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道路，坚决破除体制障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发展经验。

　　这些经验闪烁着金华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弥足珍贵。

思想观念大转变 引领经济社会大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大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大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部署下，义乌县委开放“湖清门”市场，在省委、金华地委的大力支持下走上了“兴商建县”的发展道路。

　　义乌，也成了思想解放的典型。

　　义乌的起点，有着“先天不足”。作为当时远近闻名的“贫困县”，三面环山、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更糟糕的是，土壤酸性强、肥力差，粮食种植远不能自足。土地不养人，经商便成了农民糊口活命的生存之道。早在清乾隆年间，义乌“敲糖帮”就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地产的糖饼向客户换取鸡鸭鹅毛，弥补农业收成的不足。

　　穷则思变。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大门初启，义乌农民怀着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重拾“鸡毛换糖”经商传统。越来越多的“货郎”行走在城镇乡村，捎带售卖针线、袜子、手帕等小商品。在当时计划经济管制时代，这一做法被归为“投机倒把”，义乌个体商贩做生意有极大的阻力。然而，为摆脱贫困而自发形成的经商行为却总是“野火烧不尽”。

　　1982年，在经过大量调查之后，义乌县委根据实际，提出要“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发挥小商品市场的优势。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提出“兴商建县”战略。

　　30多年来，小商品市场历经5代更迭，8次搬迁，10余次扩容，目前市场摊位已达7.5万个，从业人员20多万，汇聚43个行业1900个大类40万种商品，辐射215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成交额1226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在2017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名单中，义乌排名全国第八、浙江第一。

　　金华40年改革开放历程，就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的进程。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1992年的“醒来吧，金华”大讨论，在“南方谈话”的背景下，号召全市人民敢试敢闯、注重实干，为加速经济发展埋头苦干。1995年的“冲出盆地，开放金华”解放思想大讨论，通过系统剖析思想观念上的“盆地意识”、发展思路上的“盆地模式”和工作推进上的“盆地作风”，提出了全面实施开放战略。

　　也正是这一大背景下，兰溪实现了从“曾经辉煌”到“重振雄风”的凤凰涅槃。

　　兰溪自古水运发达，素有“小上海”之称。改革开放初期，凭借国有企业优势，兰溪工业经济长期位居全省前茅，成为全省第一个财政收入亿元县，一度掀起全省工业学兰溪的热潮。但在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曾经独领风骚的国有企业效益大幅下滑，逐渐风光不再、步履艰难，上世纪90年代，兰溪工业产值从金华地区第一滑到第四，长期以来的思想观念问题和体制机制约束，使兰溪陷入了困境。

　　1994年，兰溪以“观念扫雷”破局，认真审视在创业意识、竞争意识、自立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全面开启了国有企业“彻底、到位”的转制进程。几年当中，300多家国有、集体企业，先后采取股份合作制、兼并破产、改组联合等形式进行改制，国企转制的过程给兰溪带来了巨大的阵痛，也让兰溪迎来了发展的曙光。经过多年努力，兰溪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强渡”成功，由国企改制而来的企业在体制转换后继续领军兰溪工业，形成了纺织、医药、冶金、机械、建材、化工六大支柱产业集群，4万多员工身份平稳置换，近2万下岗工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进入21世纪，兰溪逐渐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重新走上轻装上阵的创新之路，步入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和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潜力百强县之列。

　　近年来，兰溪全力聚焦工业，依托产业工人、技术资源等既有优势，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走出了一条老工业城市加快追赶、重新崛起之路。华东铝业战略重组，彻底关停高耗能电解铝生产线，实现了一块铝锭向一张光膜的突破，使“老树”发出了“新芽”；兰溪传统产业棉纺织8家企业挺进全国棉纺织行业100强，3家牛仔面料企业进入全国牛仔行业前10强；红狮集团在浙江、江西等10余个省份建有40余家大型水泥企业，在缅甸、尼泊尔、印尼、老挝等布局了5个大型水泥生产项目，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水泥生产企业。

　　截至2017年底，兰溪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741亿元，同比增长13.4%，总量列金华市第1位；全市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152亿元，总量居金华第一位，这是自1992年以后，兰溪工业总量时隔25年重夺金华第一。

　　今年7月，金华开展了“信义和美、拼搏实干、共建图强”新时代金华精神大讨论，又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不断续写“八八战略”新的金华篇章。思想上的开明开放、行动上的坚定自觉，让金华在改革发展上先人一步、快人一拍，结出了累累硕果。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创造力

　　思想的解放，最终是为了上层建筑的发展。

　　“善创业、敢创新”是金华的文化特质，义乌“鸡毛换糖”，永康小五金工匠走四方、东阳木雕艺人吃百家饭，民间历来有着浓郁的经商传统。40年来，金华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在遵循市场规律、坚持市场主导这一问题上不争论、不约束，充分放手放权，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抛开顾虑、卸下包袱，大胆闯、大胆干。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无中生有”地孕育了诸多具有金华特色的块状经济，上世纪80、90年代，金华相继抓住了发展乡镇工业和建设商品市场的机遇，诞生了一批经济强县、强镇、强村，使县域经济从无到有，茁壮成长。

　　东阳横店影视业的发展，就是抢抓了电影市场的发展机遇，不断壮大成长为全国影视产业的集群高地。

　　“南江是条烂肚肠，年年都要闹灾荒，开门见到八面山，一日三餐喝粥汤。”新中国成立前流传着的这首民谣是旧时横店的真实写照。横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耕地资源十分匮乏，大部分人靠种植水稻、玉米和编织草席为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山沟”。

　　1995年，国家广电部颁布规定，允许民营公司申请《电视剧制作临时许可证》，打开了民营企业参与电视剧制作的准入门槛。1996年，以帮助谢晋导演建造拍摄《鸦片战争》场景为契机，横店第一次涉足影视行业。为兑现“半年内一定按模型建造完成”的承诺，徐文荣带着120支工程队，几千人在荒山上炸山开地，硬是建造出一个占地319亩、拥有160多座建筑物的“十九世纪南粤广州街”拍摄基地。《鸦片战争》的大获成功带来了横店的声名鹊起。各大剧组纷至沓来，横店集团又接连建造了香港街、秦王宫、清明上河图等拍摄场景。横店影视基地的规模和集聚效应开始显现，逐步发展为中国最大片场。

　　历经20多年发展，横店已形成从创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到衍生产业为一体的影视文化全产业链，成为“拿着剧本来，带着片子走”的“东方好莱坞”。横店接待剧组数量从1996年的4个增长到2017年的330个，累计接待剧组2158个，全国1/4的电影、1/3的电视剧、2/3的古装剧、累计5.6万多部（集）的影视剧在这里诞生。此外，横店还以拍摄基地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业。横店影视城成为国家5A级景区，2017年接待游客量达1872万，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亿人次。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名山大川，鲜有历史古迹，连地图上都难以找寻的小小横店，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从无到有、由小做大、跨界发展，成为了“中国一流造梦工厂”，走出一条创新驱动、文化引领、致富一方的改革之路，上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传奇好戏。

　　同样在东阳，从“一穷二白村”到“浙江第一村”的“花园之路”，也是惊心动魄。花园人自己总结说，他们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机遇，短缺经济的市场机遇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机遇，经过三次大发展，花园村形成了生物医药、基础材料、建筑房产、包装彩印、红木家具、电子科技、教育卫生、火腿食品、现代农业等多产业发展格局，年纳税额超过2亿元。2017年全村实现经营收入521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是40年前的1300多倍。

　　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孕育下，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也根据市场变化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着“点石成金”的作用。

　　永康地处金衢盆地丘陵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上世纪80年代，为解决缺地少粮的困境，永康墁塘村村民大胆尝试，办起了家庭工厂，一时间“户户点火”“家家冒烟”。1982年，金华地委主要领导来到墁塘村考察，他指出，墁塘村的经验是农村致富奔小康的经验，值得大大提倡。一时间，“云游四方”的五金工匠们纷纷回乡办厂，乡镇村户“四轮驱动”，乡镇集体及私营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3年6月，省领导来到永康考察五金产业时指出，“永康五金什么都有，可以‘自力更生’，真的叫做‘万事不求人’，当然还要做精做好，要对外开放。”

　　永康不断加大转型升级力度，推动五金产业从“铺天盖地”向“做细做精”转型。2011年9月，可提供室内外5000个标准展位的永康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用，365天不间断开放，被誉为“永不闭幕的五金博览会”。

　　1982年8月25日，义乌下发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关于加强义乌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宣布正式开放位于稠城镇的湖清门露天市场。当年11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提出对小商品市场大发展起关键催化作用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义乌这一决策历史性地开启了市场经济的闸门，铸就了关键的先发优势。

　　2018年，义乌又成功获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目前，义乌正着力打造义甬舟、义新欧、跨境电商等开放通道，加快构建以“一区一都一港一通道一班列”为框架的总体格局，继续以走在前列的昂扬姿态继续谱写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及时总结基层探索

　　金华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血液中流淌着务实创新的基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这些符合历史潮流的重大改革创新无不来源于群众、诞生于基层。多年来，金华坚持眼睛向下，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着力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同时，积极发掘基层的创新做法，对实践证明有利于发展的尝试，大胆果断地先行先试、复制推广，形成改革的先发效应。

　　2005年，省领导调研武义后陈村后，对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创新做法给予肯定、拍板定调，使“后陈经验”在武义全面推开，在全省全国开花结果。

　　后陈村地处武义县城郊，21世纪初，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村内土地大量被征用，带来了可观的征地收益。然而，随着村集体资产迅速膨胀，矛盾和隐忧日益增加。财务不透明，村务管理混乱，村干部滥用权力、多拿多占，导致村里上访不断，先后几任村干部因经济问题“落马”。

　　不得已，后陈村所属的白洋街道向村里下派了村支书，并根据后陈村实际，创设了村财务管理监督小组，推进财务公开和监督常态化。财务监督小组被赋予财务签字权，“哪怕是村支书签过字的都可以退回去”。很快，后陈村的情况得到了好转。2004年6月，后陈村在财务管理监督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独立于村“两委”的第三方机构,监督村务管理制度实施和村务管理运作。为保障监督职能有效发挥，后陈村还制定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形成了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被称为“后陈经验”，开创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创新的先河。

　　2017年底，“后陈经验”成为全国农村基层组织的“标配”。14年来，后陈村创造了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奇迹。

　　为破解“垃圾围城”困局，2014年5月，金华市下决心以农村为突破口，在金东区澧浦镇、婺城区竹马乡等乡镇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充分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总结提炼形成“二次四分”的垃圾分类模式，即农户以是否腐烂为标准，将垃圾分成“会烂”和“不会烂”两类，分别投放至垃圾桶；各村配备的保洁员每天到户分类收集垃圾，在对农户分类进行纠错反馈的同时，将“不会烂”垃圾再分为“好卖”和“不好卖”。这种垃圾分类模式既解决了农户一次分类不到位的问题，又减少了末端垃圾总量，推动了垃圾资源化利用，而且简单易学、接地气，群众容易接受。经过澧浦镇20余个行政村的实践应用，农村垃圾减量达到80%~90%，垃圾变少了，村庄变美了，生态效益逐渐显现。

　　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基础上，金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金华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形成了财政可承受、农民可接受、面上可推广、长期可持续的农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模式，切实解决了垃圾减量无害化处理难题，成为与美丽乡村建设、治水拆违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创新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金华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目前已覆盖全市100%的乡镇、98%的行政村，垃圾减量80%以上。

　　总结推广基层和群众改革的创新性举措，在实践中求真知，在探索中找规律，已成为金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途径。

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

　　金华40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检验标准。

　　而信访工作的好坏，就成了一个重要标准。

　　本世纪初，浦江县受理群众信访多，是浙江省信访重点管理县。

　　10多年来，浦江县牢牢遵循关于信访工作的指示要求，建立并完善了“干部多下访、群众少上访”工作机制，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解决基层信访难题的实践路径，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全省乃至全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示范样本。

　　以人民为中心的样本同样发生在磐安。

　　“办证多、办事难”是长期以来困扰基层老百姓的难题。2001年2月，磐安县偏远山区乡胡宅乡，为解决村民开具劳务输出介绍信、计划生育证明、结婚登记、户口迁移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材料的难题，采用“一人掌管六个印，天天服务老百姓”的方式，在全国首创“365办事窗口”。2002年7月，磐安县365便民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以“公开、高效、规范、廉洁”为服务宗旨，打造服务群众办事的“一站式”平台，这成为以后县级行政服务中心的雏形。

　　金华从磐安首创的365办事中心起步，到建立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再到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逐步开展了持之以恒的创新实践，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烦、办事成本高等问题。

　　截至目前，全市共削减行政权力事项3.03万项，精简材料2万多件，实现了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100%全覆盖、便民服务类事项100%“移动办”、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跑一次”最多100天。

　　上世纪90年代，武义为解决山区群众出门行路难、儿童上学难、青年婚姻难、有病求医难、用水用电难、邮电通讯难、发展经济难等七大难问题，积极开辟了“下山脱贫、异地发展”的扶贫新路子。

　　为了让农民“下得来、稳得住、富得快”，武义县建立下山脱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异地搬迁专项资金，加大政府资金补助力度，在项目立项、新村规划、建房用地审批、土地征用、部门收费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同时，强化后续管理，以产业开发、培训转移、帮助创业等方式帮助农民。

　　截至2017年底，该县已搬迁56个行政村、423个自然村，搬迁农户16902户、51106人，山民人均收入从300~400元提高到2017年的28471元，增长70~90倍。武义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千好万好下山脱贫最好，爹亲娘亲党和政府最亲。”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让下山移民富起来的村民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老百姓的日子虽然变好了，却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改革开放初期，粗放的发展模式给金华的生态环境特别是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2013年，金华全市市控地表水断面中，Ⅲ类及以上水质断面不到一半，一些河流甚至成了“牛奶河”“酱油河”，连用于农田灌溉都不适宜。很多老百姓反应“河水都发臭了，以前能游泳的河现在连手都不敢洗”。

　　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2013年6月，按照省委、省政府“以治水倒逼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金华成立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和由市委副书记挂帅的治水办，全力全域、治转并进，深入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在治水过程中，金华首创了“河长履职报告”制；“一口双哨”监督推动排污口整治，成效明显；生态洗衣房做法引发农村“洗衣革命”；推广污水处理厂尾水处理“金华标准”等。

　　截至2017年底，金华全市11个国家考核断面、17个省控断面、10个市界出境断面、20个县市交接断面、43个地表水断面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8个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Ⅱ类，376条支流、535个乡镇交接断面Ⅲ类水质达标率94.6%，地表水水质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实现了“一江清水送下游”的庄严承诺。

　　改革开放40年留下的水环境问题，用了4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上还清了欠账。

　　在水环境治理基础上，金华还通过水系联通、水岸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启动建设集生态保护、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绿色产业于一体的浙中生态廊道，开启了“浙中大花园”的进程。实践证明，生态廊道建设具有良好的生态经济效应，吸引了大批游客观光休闲。

　　治水除了要“花钱”，更能“生钱”，老百姓脸上乐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