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十多岁的杭州本地少年，屡次偷溜进柳浪闻莺“夜花园”，看免费露天电影。再小一点的时候，他喜欢坐在爸爸肩膀上，和街坊邻居一起看露天电影，对孩提时的他来说，这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事。

　　电影在少年心中埋下了种子。17岁时，他报考中专，在填写第三志愿时，阴差阳错填下了当时相当冷门的浙江电影学校“电影放映”专业，又意料之外地被录取。这位少年名叫富海芳，如今担任浙江星光电影院线总经理。在他从业的二十余年里，他见证了中国电影业从困境、复苏走向持续繁荣的历史。

　　/ 专科毕业 /

　　放映电影

　　查阅中国电影市场年鉴，不难发现，富海芳就读电影专业的1993年前后，观看影视剧是百姓最主流的文化休闲娱乐方式，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观影群，电影市场出现年观影人次超百亿的盛况。

　　“那时，几乎每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如杭州玻璃厂、杭州叉车厂等都有自己的影院。平时对外放电影，需要时作为开会用。”富海芳回忆。

　　1994年，电影市场迎来一个小小的爆发。那一年，我国进口片引进模式变革，可以较快或同步引进国外大片，即现在说的“美国大片”。

　　富海芳清楚地记得，《真实的谎言》的电影票是20元，当时他的生活费也不过50元一个月。那一年，同样有不少优质国产文艺片涌现。富海芳会找通宵影院看电影，5部连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重庆森林》《廊桥遗梦》都是在那时看的。”富海芳回忆起学生时代颇为感慨，“很多片子那时无法理解，到了现在的年龄再回去看，才发现拍得太好了。”

　　那时，专科毕业是“包分配”的，富海芳毕业分配进平海路上的杭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银都影厅，过了4年和放映机打交道的日子。

　　放映过程中，隔三差五会碰到放映机故障、胶片断裂等“突发”问题，只能临时“中场休息”来进行修复，很考验放映员的临场处理能力。为此，发行公司还组织了“技术大比武”，放映员们要比赛挂胶片、修胶片的速度。

　　老式的胶片放映，对一些个子小的女性来说，更是一场噩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有女发行员坐火车来送拷贝，拎着两个铁箱子，从火车站拎出来，根本就拎不动，我们帮她去四季青市场买了装货的箱子，她才能把这些拷贝运回去。”富海芳回忆。

　　当时的电影放映不仅麻烦、技术问题多，更重要的是因为胶片成本贵，通常是两个或三个电影院共用一个胶片拷贝，也就催生了“跑片员”这个职业。跑片员是最为辛苦的，这家影院放完，就要带着极重的胶片，赶到下一个放映地点。

　　虽然技术落后、放映能力低下，但当时的电影市场“躺着都能赚钱”。富海芳做放映员的那几年，每放一部大片都有奖金拿。新华电影院门口有位卖炸鸡的，平时也做热门场次的“黄牛”，听说第一年攒钱买了桑塔纳轿车，第二年买了房。

　　当年，杭城有“三驾马车”：西湖电影院、太平洋电影院、新华电影院。如果谈恋爱时，男方带女方去这三家影院，用富海芳的话说就是，“算拎得清、有档次的。”后来，这三家影院还开始探索价格更高但观众体验更好的小包厢式的影厅。

　　/ 落寞下岗 /

　　不舍影院

　　“市场虽一片繁荣，但隐患早已埋下。”富海芳说。1998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狂揽3.6亿元人民币，竟是千禧年前中国电影市场最后的辉煌。那一年，中国大地上，各种娱乐方式悄然兴起，卡拉ok、家庭影院、棋牌、酒吧走入老百姓的生活；同时，大量盗版碟片的猖獗，也给电影市场带来了致命冲击。加上制片厂与电影院利润低，内容生产端、放映端活力低下。电影，不再是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唯一”。

　　富海芳眼睁睁看着太平洋电影院、大众电影院、拱墅电影院等纷纷倒闭。最落寞的时期，杭城苦苦支撑的影院不过数家。21世纪初，全国年度票房不足十亿元人民币，观众大量流失，仅5000万人次左右。做了短短4年的放映员，在2000年前后，富海芳领了最后600元工资，猝不及防地下岗了。下岗后，他考了导游证，以备不时之需；后来，他进入刚刚红火起来的房地产公司做地产销售。

　　中国电影已触谷底。有关部门在总结国内电影业问题、参考了先进国家经验后，于2002年启动了电影院线制改革。院线制改革确立了放映市场主体——院线、电影院以及孵化影院的影院投资管理公司，它使电影院成为院线和放映市场上一个重要的环节，走到了市场的前台。

　　“院线制改革太重要了，它直接引爆了电影市场的‘黄金十年’。”富海芳认为。2002年，浙江的时代院线、星光院线、雁荡院线轰轰烈烈地开办了起来，也给了富海芳重新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

　　要不要放弃前途一片光明的房地产，再次进入未来不可预知电影行业？富海芳不是没有“小纠结”的。他在房地产公司的月工资是2000至3000元一个月，公司为他交齐三金，但在院线制改革后的星光院线，工资是1700元一个月，不交三金，属于临时工性质。但他很快下定了决心：“我喜欢这个行业，喜欢放映窗口那束光给观众带去的欢声笑语。”

　　2005年，富海芳参加同学会，发现当年电影放映专业的同学里，三十几位只剩下三五位留在这个行业里了，而他是杭州地区唯一还坚守在电影行业中的。

　　/ 自豪见证 /

　　黄金十年

　　院线制改革引发的效果立竿见影。富海芳回忆，当时浙江时代院线参考美国影院，新建了一家新型影院——如今庆春路上的庆春电影大世界。它创新地建造了十几个小厅，这在当时单厅影院为主的全国是少见的。

　　富海芳周围有不少业内人士对此提出了质疑：庆春路在当时还是条路灯都不多的马路，大晚上“乌漆抹黑”的，谁会往那跑？怎么可能有生意？

　　谁曾想，庆春电影大世界一开出来就极为火爆，多厅更为灵活，基本能够做到“随到随看”，受到年轻人的极力追捧。2002年，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斩获2000万元票房，在全国影院票房中排名第四。庆春电影大世界生意之好，一夜之间又挤垮了杭州硕果仅存的其他几家影院。

　　“当时感觉憋着一口气，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富海芳说。随后，星光院线顶着巨大压力，斥资800万元人民币在庆春电影大世界附近建设了多厅的新华影都，且由院线老总亲自挂帅监工。

　　不仅仅是硬件，新华影都在经营、营销上都下足了功夫。“开业那段时间，上映的影片是《黑客帝国》，我们邀请了几位国外留学生做服务员，给观众带去耳目一新的感觉；随着不同电影的放映，影厅里还增加了各种主题布置，比如《海底总动员》时，我们把新华影都布置得恍如一个海洋公园，而恐怖片上映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恐怖主题布置。还有很多活动、抽奖等互动环节，打造起浓郁的电影氛围。”

　　放映技术也在2002年前后出现了飞跃，数字放映开始出现在各大影院里。到了2005年、2006年，杭州的影院基本都用上了数字放映机，“数字放映虽然没有胶片那样的镜头质感，但优点是放映操作简单、便携，拷贝成本大大降低。胶片放映时代，一部电影只有一两百个拷贝，通常要大影院放完了，才轮得到小影院来放。而数字放映普及后，从城市到农村，都能第一时间看同一部电影。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富海芳说。

　　中国电影市场的大爆发出现在2008年到2009年前后。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休闲消费进人大众化阶段。其时，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因为“口红效应”，电影市场却逆势火爆。

　　兴旺到什么程度？当年《阿凡达》热映，富海芳身边的人都在转发一篇文章，告诉大家怎么在早上七八点、庆春银泰还没有开门之前，通过员工通道走到卢米埃影城，赶早买《阿凡达》的电影票。

　　富海芳感受到周遭眼光的变化。“电影市场低谷时期，大家都看不起‘放电影的’，现在电影行业如此好，很多人都问我们是不是‘躺着挣钱’。从过去给别人电影票都没人要看，到现在，周围的人都在问我要电影票。”富海芳说。短短8年间，全国票房由2002年的不到10亿元飙升到了2010年的100亿元，增长整整10倍。

　　票房的激增，离不开国产精品迭出，十八大以来，影视界的生态有了很大改善，国产战争动作电影《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激发了观众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纪录片《二十二》、文艺片《无问西东》启发全民思考，这些优质佳作，把越来越多的观众吸引进了电影院。

　　影院的发展，更离不开经济的富强。2014年，富海芳到澳大利亚，考察当地第三大电影公司旗下的影院，他感受最深的是：“不管是数字放映机、激光放映机、3D、4D、IMAX、全景声等技术，中国影院都是最早普及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电影院从硬件上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是经济强盛带来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