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万余页陈年档案卷宗，浙江大学学者埋首十一个春秋，成果汇为《龙泉司法档案选编》陆续出版。

　　通过这些珍贵史料，晚清至民国近一个世纪里浙西南龙泉山区丰富多彩而又鲜活真实的民间生活，得以生动展现在今天的研究者面前。

　　24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辑（30册）在杭州举行新书发布会。记者同时获悉，《选编》第四、五辑已完稿，将于明年出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亦于同日宣告结题。本项目子课题包括“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转型与承续”“从细故到民事——以龙泉档案为线索的考察”等。

　　专家认为，本项目对龙泉司法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已经在国内外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

　　本项目使“龙泉司法档案”成为继青瓷、宝剑之后龙泉的又一张文化名片，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耐住寂寞　全面梳理

　　2007年，本项目首席专家、时任浙大历史学系教授的包伟民在龙泉市档案馆发现了这批档案，共17000多个卷宗，时间自咸丰八年（1858年）始，至1949年止，是当时所知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档案。

　　旧纸脆弱得让人不敢去触碰。项目团队意识到，应该立即扫描所有卷宗，将影像储存在计算机里，再进行下一步工作。20多台扫描仪日夜不停地工作，花了近一年时间，才把这层层叠叠摞满半屋子书架的档案全部扫描完毕。

　　由于档案馆原有卷宗目录错误过多，项目团队必须把这88万余页的档案逐页梳理，按照案件归类，编订检索目录，之后才谈得上作为史料来研究。在接下来的近3年里，浙大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专家们全面梳理17000余个卷宗，提取出原告、被告、案由等信息，重新编写卷宗目录。又在此基础上，逐年遴选典型案例，汇集每个案例所有相关档案，进行“格式化”的整理，为每一件档案编撰索引，提取关键信息，判断每一页文件的性质：这是状纸正本、还是副本，这是公函、还是呈文，这是笔录、还是报告……

　　“这是一项极其基础性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却不会有多少科研成果产出。”包伟民说，浙大专家们耐住寂寞，甘坐冷板凳，使后来的研究者直接获得了一份清楚准确、可资查阅利用的史料，不至于因其纷繁杂乱而手足无措——“真正拯救了这份档案”。

　　日常世界　细节毕现

　　龙泉司法档案给历史学者带来的最大惊喜，就在于那些从未在日常生活中留下文字、甚至不识字的底层民众，为了打官司而在公堂上说出的林林总总，都被记录了下来，形成一类价值非凡的史料。

　　相比庙堂上的折冲樽俎，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同样重要，却更难描绘。包伟民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他告诉记者，早年曾有学生问他：宋人一天吃几顿饭？包伟民一时竟觉不能回答。“社会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太稀缺了。”

　　档案中卷帙浩繁的诉状、辩诉状、口供和作为证物保存下来的契约、账簿等等，记录了大量的社会信息。从山林、田地的经济纠纷，到买卖婚姻、伪造婚书，到“刁民”的赌博、官员的贪污，司法档案让人们发现传统中国民间生活的生动细节。

　　《选编》第三辑中就记录了一个颇富戏剧性的故事。1930年，庆元、龙泉两位盐商状告当地人毛伯华聚众抢夺官盐，而毛则反诉盐商欺诈未遂、诬告。侦讯发现，抢盐行为虽是事实，但盐商们所售并非官盐，而是私盐。龙泉法院遂判抢盐者无罪，而盐商入刑。盐商不服，反复上诉，最终由浙江高等法院改判无罪。

　　司法史料　鉴往知今

　　这批珍贵的档案同时还为几代中外学者致力于构建的中国近代法制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一件案子的卷宗，除了原被告的各类状纸，有的包括了知县、承审员或法院推事的历次传票、调解笔录、言词辩论记录、判词，还可能有各级法院、检察院、监狱等司法机构之间的来往公函，有的还附有作为证据的契约、分家书、婚书、系谱简图、法警的调查记录、田产山林的查勘图等等。种类名目之全，就像一个博物馆。

　　中国古代司法一直延续的是行政司法合一的制度，到了清末民初开始改革。包伟民说，目前学界对清末民初司法改革的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最高审判机构——大理院的档案，而基层档案罕见，地方司法层面的研究难以深入开展。龙泉司法档案填补了这一空白。

　　2013年，“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5年，《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二辑获该年度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年，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出版计划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日前，浙大杜正贞教授《民国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与权利》作为“龙泉司法档案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专著，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子课题的其他几种书稿也已基本完成，将陆续交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