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诗路文化 助力大花园建设

　　30多位专家汇聚新昌 讨论梳理唐诗之路研究成果

　　闵玲艳

　　11月21日，全国唐诗之路与天姥山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新昌举行，30多位专家、学者深入讨论、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唐诗之路研究成果及研究方向，并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李白研究会、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社在11月22日举办的浙江省“唐诗之路”建设发展推进会上进行发布。

　　竺岳兵：“唐诗之路”提出者、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社社长、宁波大学兼职教授

　　“唐诗之路”是诗人之路，但并不是唐代诗人走过的路都能称为“唐诗之路”。他强调了“唐诗之路”研究的三要素：一是范围的确定性，在清楚的地域范围内有一条清晰可循的“路”；二是形态多样性，诗人在这一区域旅游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三是文化的继承性，这一地区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唐诗有着整体性的渊源关系。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形成或构成“唐诗之路”。

　　郁贤皓：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原会长

　　“唐诗之路”从竺岳兵提出来到现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座天姥山，半部《全唐诗》，天姥山就在新昌。近些年来，郁贤皓有时听到议论说天姥山不在新昌，他认为这个站不住。“天姥山作为剡中中心点，是肯定在新昌的。”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唐诗之路”如果单从道路来说，存诗最多的不是浙东，而是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道路。但浙东唐诗之路从根本性质而言是不同的。浙东“唐诗之路”的本质是与京洛之间奔走仕途、追逐功名利禄正好相反，它是代表着一种追逐个人自由，热爱自然山川，同时个人和自然完美融合文化的集中体现。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汉学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

　　对“唐诗之路”这个概念要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建立起理论体系，推出学术成果，使之被学界广泛接受，并且可以用三维方式等现代化技术建立“唐诗之路”地图志，助力“唐诗之路”的研究。接下来“唐诗之路”可以开展几项研究：“唐诗之路”概念的理论研究，唐诗与浙东文化的专题研究，搜集整理“唐诗之路”的文献，取得国家支持，实实在在把“唐诗之路”研究推动起来。

　　薛天纬：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原会长

　　天姥山是一座文人之山，文人的精神家园。目前传世李白诗全注本为萧、胡、王三家。萧注繁，且主要学术见解已被王注吸收。2017年2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中影印出版了《元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王注本早由中华书局纳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了现代排印本，在很长时间内几乎垄断了李白诗全注本的市场。明代胡震亨纂注《李诗通》，是传世李白诗的一种特色独具的重要文本。

　　朱易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原会长

　　“唐诗之路”的提出在今天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浙江省文化建设来说，有历史性、里程碑的作用。新昌作为“浙东唐诗之路”概念的首倡地，这几年在唐诗文化研究和“唐诗之路”建设上取得了不少成效。这可以称为“新昌模式”，无论是对学术研究、地方政府开发研究和建设，还是对现在文化产业，比如旅游产业发展，都是非常创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值得各地学习，可以复制。对于学术界、高校来说，希望将来这种模式的研究会有一个成果，可以转化成为实际可以运用和操作的层面。

　　肖瑞峰：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浙东“唐诗之路”研究应该强调在整体设计和整体规划基础上，不断拓宽学术研究的空间，全方位、多支点把研究推向纵深。应该着力，但还没有充分着力的环节，应该把域内文献与海外文献相结合。学界早已关注并越来越重视的一个史实是，包括今天的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在内的汉字文化圈各国，在摄取和消化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汉文学作品。这些汉文学作品中，不仅具有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同的语言形式和体裁格律，而且具有与中国古典文学相类似的历史、文化内涵，应当把这部分汉文学作品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有机延伸。

　　李浩：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唐诗之路、西域之路、商於诗路，这三条诗路既有物质的遗存，又有精神遗存。作为物质遗存，因为时代变迁，它们大多失去了原有功能。李浩强调，当前要做好“唐诗之路”的申遗工作。第一要善用媒体，站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的高度；第二要学习先进做法，选择较优的方案；第三要注意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既要组建专业的团队，持续做出杰出的成果，也要在大众中普及。

　　尚永亮：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唐诗之路”的特征可以概括为16个字：名称响亮、定位准确、内涵丰富、目标明确。“唐诗之路”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称，定位也非常准确，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内涵很丰富，包含宗教的、历史文化、地理的、自然景观的等，同时目标比较明确，是要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以后继续努力指出了一个方向。下一步可以就“唐诗之路”做一些具体的，在唐代文人作家、作品这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这里自然山水非常的秀丽，文人到这里会发生什么心态的变化，对当地文化怎么样吸取的，受到了哪几个方面的影响，可以作为以后考察的一个方向。

　　林家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副理事长

　　绍兴新昌在浙东“唐诗之路”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南北朝到唐代，诗人对浙东山水的赞赏贯穿于浙东（钱塘江、绍兴、上虞、嵊州、新昌、天台）这一路，浙东山水也不再依附于旅行感受，而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存在。浙东文化与旅游业的发展，应该于民众中征稿，以诗文会友，以传播文化，以传承文脉；可开发相关文化创意产业链，制作与浙东山水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同时，做好对古迹的保护与修缮工作。沿着古人之足迹，尚友千古，体道人生。

　　蒋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国际东方诗话学会副会长

　　为什么诗僧出在江南一带，为什么会有“唐诗之路”？诗僧是唐代特有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诗僧的概念出自中唐。唐代诗僧多出江左，有些诗僧写出了山水诗境界，有些诗僧与唐诗之路的传承有直接联系。

　　卢盛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今后建设“唐诗之路”各方力量都要协调，作为新昌来讲应该发挥新昌的优势，浙东几个地方，天台的优势在于天时，嵊州的优势在地利，新昌的优势在人和，新昌是精华之地，更是“唐诗之路”首倡之地，这是一个旗帜，一定要把这个旗帜扛好。未来，新昌有几个具体的工作可以着手，比如做好文献工作、建立数据库、组织课题、设立项目等。

　　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唐诗之路”研究应重视唐代以后的文献，除了诗歌，还有史部。另外，“唐诗之路”不是一个点，它是一条线，因此要重视“唐诗之路”整体性的问题。重视整体性不会削弱新昌的局部地位，反而会更高提升它的地位。“唐诗之路”还是一条能让中国诗歌的发扬光大之路，诗人贤士没有辜负山川之秀，没有辜负浙东文化和人文精神，是浙江人民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吴相洲：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乐府学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王维研究会会长

　　音乐是古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追寻唐诗之路文化意义，少不了音乐视角。《乐府诗集》所收《涂山歌》《会吟行》两首乐府，为追寻浙东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值得注意的是，《涂山歌》本身可以作为涂山在绍兴的证据。在唐宋时期会吟仍然存在，音乐和语言一定是不容易分离的。因此有必要清理越吟整个流变过程，寻找其现代留存，为认识唐诗之路、开发唐诗之路作出更多贡献。

　　戴伟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经过一次痛苦的反思，觉得只有在自然当中能够消解悲伤的情绪。李白的选择应该是认真的思考过程，最后选定了天姥山作为消解现实当中的痛苦，赋予了天姥山精神的意义。在现代，天姥山可以效仿兰亭雅聚，创作《天姥山赋》，结合时代特点与历史文化，让大家深入了解浙东文化、天姥山精神意义。

　　胡可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在辉煌秀丽的浙东“唐诗之路”，活跃着众多诗人群体，这些群体就构成了“唐诗之路”亮丽的风景线。浙东诗人群体具有鲜明的特色，这里有诗人群体，这与唐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演进，特别是政治之间的变化相一致，同时又与浙东儒释道融合的文化环境相一致。浙东诗人群体研究具有一定普适性，可以拓展到区域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比如贺知章为首的，吴越诗人以浙东群体为中心，辐射到浙西，甚至全国这么一个范围。

　　张采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东“唐诗之路”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涉及到很多学科。“唐诗之路”是一个富矿，因为它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需要不断研究、不断出成果。“唐诗之路”就是考察唐代一些诗人到浙东来的路线，他们的交流、行踪及创作的作品，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挖掘。由于他们的思想观念不同，风格流派不同，有很多差异，他们在这个过程进行交往交流，最后进行交融，甚至融合了，这个过程对诗歌的发展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卢燕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

　　“谢诗”与“李诗”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对“浙东唐诗之路”又有什么影响？李白诗有112首诗中出现了谢灵运诗中语汇，或者语境相似，有时候一首诗中多条语点和谢灵运相重合。由此可以看出，李诗与谢诗之间的语点有因革关系。概括起来有两个，模仿借鉴，拓展变新。从模仿层面来看，李白诗和谢灵运诗歌语点之间的关系，李白援引谢灵运诗歌中所用的典故，王琦先生注本里都注得很清楚。二是直接引用谢诗语汇作为自己诗歌中的语汇。三是化用谢灵运诗歌语境写诗歌，类似例子比较多，不再多说。

　　陈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地域美术史研究会会长

　　浙东“唐诗之路”不仅是诗词艺术的研究，同样也是绘画艺术的升华。浙江在唐代有郑谦、项容、王默等很多人，他们都是以墨色的变化来写山摹水，这些绘画创作和浙东“唐诗之路”关系非常密切。通过浙东山水、士族与绘画艺术等内容，可以阐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绘画艺术史记。

　　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

　　在一个孤独的情况之下，一个诗派的形成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了茶、酒、美景和朋友的存在，那么一个诗派的形成就是呼之欲出，走出中国特色诗派之路。这样一批人在浙东山水之间呼吸，彼此漫游、隐居、避难等。日常与风流之间，人生的近和远之间，诗派与山水之间能不能形成这样包含诗书画，包含诗禅茶，包含佛，包含古山之上新建的李白纪念馆，这样的场馆实地与文本的双重互动，这样的诗派与山水就是丰富的。因此，要把田野和纸本进行相互的印证和沟通，走出中国特色诗派之路。

　　李谟润：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献学学科负责人

　　与佛寺有关联的唐诗近10000首，直接咏写到佛寺的唐诗约3500首。说到唐越州剡县佛寺与“唐诗之路”的关系，翻检唐诗材料，发现剡溪里和佛寺相关联的唐诗一共10首，有孟浩然的，有李白的《游剡溪石城寺》。唐代剡地佛寺从三国到隋代所建佛寺有20所，9首唐诗涉及到唐剡地佛寺只有4所，石城寺、龙宫寺、沃洲山禅院、法台寺。其中孟浩然、李白、罗隐三人诗中所涉的佛寺，据诗中透露出的地理信息及后世方志文献的记录，可以确定为新昌县大佛寺的前身。

　　胡正武：台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台州学院天台山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剡溪到天台是中国隐逸很早的发祥地之一，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越国谋臣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经过卧薪尝胆，最后复仇成功，功成身退。晋宋时期有儒释道三教的文人云集于此，把浙东隐逸之风推向新的阶段。这个隐逸传统对唐朝“唐诗之路”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诗之路”的形成和那个时代的文人希望入仕有关系，这些文人除了山水外表之外，他们也有入仕的愿望，即使是李白也是如此。“唐诗之路”形成和李白的功成名就有很大关系。

　　傅明善：宁波大学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浙东“唐诗之路”沿线各地对于“唐诗之路”这个概念，都是深入人心的。“唐诗之路”的研究不能太独立化，应建立一个省级浙东“唐诗之路”研究院，通过权威机构平台的建立，整合浙东“唐诗之路”沿线各地资源， 提升研究高度。

　　张节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诗之路”经过多年的提倡已经是一个文化品牌了。“唐诗之路”成立的依据三分在唐诗，七分在路。因此，“唐诗之路”要申遗，不然的话有些遗迹会被破坏掉。唯有坚定“申遗”，才能保留这些历史文化，继续之后的研究和建设，才能“兴旺”唐诗之路。

　　邱高兴：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

　　“唐诗之路”是中国佛教早期传播的重要区域。最早在江南，或者“唐诗之路”沿线区域佛教传播的源头，可能要追溯到安世高那里。再往后，有一大批学者对推动区域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在这条线路上，从佛教的源头一直到隋朝时期天台宗创立，再到后期一大批天台宗僧人在这里传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区域或者源头。以高僧群体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再就是道教文化；再是唐代诗人，或者其他时代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中包含的宗教内容，都可以纳入到观察研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