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是一位经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瑞安、温州地方新式事业的建设者，即所谓“乡绅”“乡贤”式的人物。孙诒让一生的成就丰厚，目前却只是被推崇为“清末三大经学家”，即毕生与儒家经书为伴的学究人物，至于他的事功成就，在学术界很少有人讨论。这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不当评价的影响。

　　梁启超把孙诒让、章太炎，加上长一辈的俞樾列为“正统派”，称之为清代汉学的三大“殿军”。但其中包含着贬义，认为三人的“古文经学”是保守的，康有为和他自己的“今文派”才是讲变法的。事实上，孙诒让等地方人士所从事的新式事业，一点都不比康、梁的“维新”保守、落后。从办学成就来讲，江、浙地方士绅与外人合作的事业，比康、梁在“百日维新”中匆忙布置的事业更加成功，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1903年孙诒让在温州艺文学堂演讲中，对明末清初的“利徐之学”作出正面评价，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进步了如指掌。他肯定“西学”东渐，批评中国许多地方风气不开，民情“守旧”，而瑞安和温州显然走在“开放”的道路上。

　　孙诒让不怕见外国人，继续真诚地认可“西学”，与洋人并肩合作，确实就是他“思想解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