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端午至，艾草青。端午，是灶房里飘来的妈妈包的粽子味道，是家门口悬挂的艾叶香，是时时萦绕心头的那个峨冠博带在江畔行吟的凛然背影。在这个裹满家国情怀的传统节日里，本期《钱塘江》副刊推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版，邀请到数位浙江作家分享这个节日江南的思与忆，以飨读者。

两个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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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节日总有一些特定的元素，比如端午节，一般是少不了菖蒲、粽子以及黄鱼、黄鳝、黄瓜、黄泥蛋（咸鸭蛋）、雄黄酒等“五黄”的。有意思的是，在我出生的桐乡塔鱼浜，土风与镇上的习俗多有不同，比如粽子，我们小时候吃到的粽子，都是清明节裹的。端午的菖蒲也不多见，如果哪家的门上挂着一束威武的菖蒲，多半是从别的村坊讨来，或别家的亲戚来我们村做客时随身带来。

　　端午节实在和其他的节日一样，是孩子们有口福的日子。现在昂贵的黄鱼，那时候鱼摊上很常见，价格也便宜。父亲吃早茶回家，总会买来一两条，浓油赤酱，与剥白的大蒜头同烧。黄鱼肉质紧密，筷子一搛，呈蒜瓣状，味之美，印象很深刻，也极下饭。

　　端午讲究的“五黄”，除了黄鱼，黄瓜就挂在自家的棚架下。黄鳝，田塍的洞穴里也不难捉到。黄酒不必说，家家的灶山头都有一瓶。至于端午的那个咸鸭蛋，我或可以多说几句。

　　记得端午的早上，我照例早早到河埠头淘米烧早饭。忽然看到河对面的岸滩上，青草丛中，一只天青色的鸭蛋，若无其事地躺着。于是，兴冲冲地绕过去，在满心的欢喜里俯身，低头，捡拾……鸭蛋入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一只蛋壳，蛋壳的一头，有一个筷子头粗的小洞，蛋白与蛋黄，都从这个小洞里被掏空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端午日，我总要如法炮制：将一只掏空的鸭蛋悄悄地放在河对岸。奇怪的是，再也没一个人去捡拾，大人见到了，笑一笑：“哪有蛋是立着的！”原来，为了掩藏那个掏空的小洞，我将鸭蛋竖放在浅草丛里了。

　　我的端午记忆就是从这样一只空心的鸭蛋开始的，鸭蛋里面嫩黄的蛋黄是无与伦比的美味，是每个端午节最实在的内容。

　　2

　　一九四七年，丰子恺全家迁居杭州静江路（今北山路）八十五号“湖畔小屋”。转眼已是初夏，端午节又快到了，儿时在石门湾过节的记忆，一下子浮上了虚年五十的丰子恺的心头。

　　六月二十三日，一篇回忆端午的随笔《端阳忆旧》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丰子恺从自己的一幅画写起：“我写民间生活的漫话中，门上往往有一个王字。读者都不解其意。有的人以为这门里的人家姓王。我在重庆的画展中，有人重订一幅这类的画，特别关照会场司订件的人，说“请他画时在门上改写一个李字。因为我姓李。”

　　读到这里，嘉兴的读者早就笑出声来。丰先生将端午的“王”字移栽到他的漫画里，为的是一种装饰的效果。这个三横一竖的“王”字，原是端午日正午用雄黄酒写到各家的门上的，门上写“王”字是石门镇上端午的一种习俗，用于辟邪，跟姓王姓李实在没有关系。

　　丰先生回忆说：故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头就制“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祁官，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教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祁官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指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指捞一点来塞在每个孩子肚脐眼里……门上的王字呢，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取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上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云。

　　这也很可以看出民间的智慧。我小时候，割草常要割破手指，母亲就在自家的大门上嘁嘁喳喳刮了一点屑屑，撒在伤口上，再敷以布条。现在想来，这门上紫红而黑的屑屑，大约就是端阳王的遗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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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由来既久，也自有它的文化传承。

　　以嘉兴一地为例，古往今来，有相当多的诗人，写过与端午有关的诗文。唐代殷尧藩的七律《端午日》，其颔联云：“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艾符”和“蒲酒”，端午的两大元素，殷氏诗中都早早地出现了。唐代以降，每逢端午日，文人间颇流行“泛蒲”的仪式。所谓泛蒲，即雅集饮蒲酒（以蒲根浸的酒）。万历四十二年，嘉兴文人李日华适有徽州之行，其返程的最后一日恰好是端午日：“五日，蚤行四十里，天始明。至崇德，买茭首、蒲根。索从者簏中，适得雄黄数块，碾之，与卫伯泛蒲于石门湾。”即使在船上，在杭州回嘉兴的半途，李日华与门人陈卫伯仍不忘充满仪式感地“泛蒲”。

　　在嘉兴，端午的消费一向不在酒水上，而是粽子。万历《秀水县志》：“端午，贴符，悬艾，啖角黍，饮蒲黄酒。”角黍即粽子。为项映薇《古禾杂识》作注的王补楼，说得最为干脆：“是日食角黍。”与项映薇同时代的桐乡画家方薰，画了一册《太平欢乐图》进程御览，其第七十三图《端午包粽子》文云：“今浙江逢五日，家户必设粽，取办于市者居多。”粽子是嘉兴的招牌，以至于张爱玲《异乡记》都写有嘉兴火车站村姑卖粽的细节。也不知在哪一本回忆录里，我曾读到一个细节，每次火车歇站，月台上，一声尖细的妇人叫卖粽子的声音传到，乘火车的人就知道，嘉兴到了。

　　但，民间习俗里的端午，终究还只是一个小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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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自有它的宏大叙事。它的宏大，不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也不在丰先生的文章中，甚至不在历代文人充满雅趣、略具仪式感的泛蒲中。这另一个端午，我们还得往汉民族的血脉里去找。

　　细究一个地方的民俗，日记或杂记也许比抒情诗来得有意思。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端午日，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云台大参招饮湖舫，观竞渡，士女填咽，所谓一国若狂者也。”日记所记，是杭州的西湖，短短的几句话，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晚明的西湖，端午日有观者如堵的龙舟竞渡！

　　在乾隆间成书的《古禾杂识》里，也有端午日“南湖观竞渡”的记载：重午日，梁间贴朱砂辟邪符，胆瓶供葵花、艾叶，正午饮菖蒲雄黄酒。闺人作蟾蜍袋、蒜葫芦、金蜘蛛、绢老虎、钗梁缀、健人符；市上筛锣击鼓，跳黑面钟馗、红须天师；南湖观竞渡。

　　南湖里的龙舟竞渡，最盛大、最闹猛的一次在乾隆三十年（1765）。这是有诗为证的：“大船峨峨破空来，小船金鼓喧春雷。前者未前后更集，马奔隼疾湖云开。”乾隆第四次南巡，端午日恰好在嘉兴。皇帝登临名胜烟雨楼，观南湖竞渡，两位诗人——马学乾和吴锡麟躬逢其盛，分赋长诗《烟雨楼观竞渡》和《五日南湖观竞渡》记其盛。

　　“端”者，开也。端午一词，天然地有一种盛大的气象。中国古代认为，端午是一年里阳气最盛的一日，因此称之为端阳。这样一个元气旺沛的节日，理应有龙舟竞渡这一代表汉民族宏大气象的场面出现。而据闻一多的《端午考》，端午本来就是一个与龙有关的节日。端午，也因此上升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中。这是另一个端午，一个大端午。

　　大端午和小端午，两个端午，各有趣味，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