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梦桐先生是我的世伯，是我外公的好友，也是我博士生导师的老朋友。姚先生规矩、细致和踏实，所言所行处处体现出良好的教养。经他手之事，可谓处处靠谱，让人放心之至。

　　生活中如此，工作中亦如是。姚先生是一位非常尽职的公务员，为公众进行文化服务之余也做学问，陆续有论文或专著问世，学术风格一以贯之的绵密扎实。年前，他告诉我有新著问世。不久，厚厚两大本从新加坡漂洋过海而至，正是姚先生的新著《流动迁移 在地经历——新加坡视觉艺术现象（1886－1945）》。此书装帧很是特别，呈正方形，所有图片均为精细的彩印。虽然书中有大量的图片，且排版疏朗易读，但是我却读了好几个月。不仅读得慢，而且书评也是我写作费时最久的。此书即将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引进出版。简单写一篇固然不难，然而总觉得意味深长，难及真义。

　　我老师每每说姚先生是做郁达夫研究的，因为他写过和郁达夫有关的精彩论文。而我外公则认为姚先生是做美术史的，因为他也写过美术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事实上，姚先生最为关心的，应该是新加坡的文化史。文学也好，美术也罢，都是新加坡文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因此姚先生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学科范围。

　　这本书也是如此，书名中有“视觉艺术”字样，内容大多也是关于美术史，却并非仅限于美术史。书中庋集了19世纪晚期至抗战胜利前，新加坡艺坛的大量资料，除了旧报资料之外，更多的由广告、店牌、插画、漫画、对联等组成。通过这些材料，呈现出了较为完整的新加坡战前文化史尤其是美术史的状况。

　　“视觉形象”是近年来美术史研究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语汇。从刷在墙上的标语到博物馆的宣传图片，从小广告到土地庙的塑像，凡能被看见者，无一不是。这一概念的提出，大大拓展了美术史的边界，尤其是民间的美术活动被纳入了美术通史，进入了研究视野。视觉形象的引入，抻宽的不仅是美术通史的写作范畴，更重要的是打开了很多以前被遮蔽被忽略的思想空间和探入角度。

　　不仅在美术史领域，文学史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些来自民间和边边角角的资料。新书广告、书腰书封、照片说明、题签等等，都成为了文学史料。从视觉形象切入美术或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虽然不算最前沿，但也仍是一个较新的关照角度，不少学者将之视为传统史料的补充。

　　然而姚先生却使用它们完整地结构出了一部美术活动的图景，有光有色，有骨有肉，有史实，有勾勒，有悲欢，有坚守，有故事，也有述评。他利用这些看似零散的材料，将它们用时间和人物线索串联起来，有条不紊地展开论述，逻辑分明，层层推进，完全不见散乱。最为难得的是，这些资料绝非边角料，并不是作为文章的补充，而是以主体部分呈现的，它们起着引领、阐释、深化整篇文章的重要作用。这是一本实实在在、以视觉形象为主体的研究力作。

　　许多人将这些材料的引入视为史料学进一步细化、深化、泛化的表现，认为这是“正统”史料已经被穷尽后，史料学家们不得不扩大范围搜索的结果。但是这一本书实实在在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它用完整的框架、扎实的结构、清晰的脉络以及明确的学术指向，证实了史料没有大小高低正偏之分，如何运用，存乎一心耳。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姚先生就对这一题材发生了兴趣，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从新加坡战前华文日报中搜罗到了这些包罗万象的材料。早在1992年，他就出版过《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里面的文章已经涵盖了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及文化活动的不少方面。25年后，收集到了更多资料，才有了这本专著的出版，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大进一步。

　　姚先生的学术文章，一贯都平实稳健、朴素谨慎，无论是史料的运用还是对史实的描述，经过20余年不停地思考与修正，他所有的用词都是恰如其分的，结论都是水到渠成的。尽管行文如此中正，战前流寓新加坡的华侨文人们的情感与心态仍然跃居纸上。他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材料是会说话的”，通篇没有一个慷慨激昂的句式，可是史料本身是有态度的。行文虽平淡，遣词虽慎重，却见出血与肉。每一次开卷，字里行间，图片之内，都可以照见前辈风采，如在眼前。这样一句藏千言的写法，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对照书中前沿的学术思想，有一种特别的趣味。

　　此书更多地偏向美术史的内容，但我们也在里面看到了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资料。书中绝无二手材料，都由姚先生多年来一手收集，许多材料是首次所见，至少非常罕见。许多看似不起眼的篇章图片间，都埋藏着不少很有价值的线索。谢谢作者如此慷慨地放入了如此海量的资料，供读者自由取用。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真正厚重的史书不但不稀释材料，反而浓得化不开，全凭后来者造化。

　　此书有料有叙，有史有论，对于新加坡美术史研究的贡献不需多言。相信今后无论从哪方面研究这一段历史者，都无法绕过此书。无论是作为普及，还是看门道的专门史研究人员，都可从中获益。

　　无论如何，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它在史料运用和风格写作上的独到之处。平易近人的未必不学术，淡然自守的未必不厚重，扎扎实实的功夫才是全书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