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静和民生安

　　——诸暨市枫桥镇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启示录

　　朱凤娟 张幼华 马俊晶

　　2018年是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枫桥经验”正在从预防化解矛盾向基层社会治理转变，从群防群治向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社会治理机制转变，从传统方式向传统方式+智慧治理转变，从小治安到大平安转变。

　　用地名来总结命名一种经验，既是一个地方的荣耀，也是鞭策。如何与时俱进，让本地实践持续为“枫桥经验”注入新活力、新内涵；如何历久弥新，让“枫桥经验”不断为地方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案——这是诸暨枫桥面临的时代考题。

　　答案从实践中来——

数据跑路 科技赋能：开启基层治理新境界

　　“枫源村的三岔路口堆放砂石，影响行人出入，希望尽快处理。”4月1日上午，枫源村全科网格员小周通过安装在手机上的平安通APP，发布了巡查中发现的情况。镇综合信息指挥室工作人员接到信息后，根据职权范围，自动将事件流转到相关职能部门。没过多久，小周再次巡查时，发现砂石堆已被清理干净。

　　位于枫桥江上游的枫源村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 今天“四个平台”让这个“三上三下”民主法治的秀美村庄变得更加智能化、信息化。

　　群众需要什么，全科网格员就做什么。像这样的事，自去年担任全科网格员以来，小周还遇到不少。“虽然事不大，但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来不得半点马虎。”小周说，平时，他都会在村里巡访民情，将发现的村民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反映的各种矛盾进行化解处理，并及时通过信息化渠道上报，确保以最快的速度解决。

　　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问题复杂化，利益诉求多样化，涉及领域多样化，基层治理千头万绪,抓手在哪里?枫桥人借用塔塔尔族的一句名言，“雪莲在雪山上才开放，鱼儿在水里才能游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2008年开始，枫桥开始探索网格管理，抓早、抓小、抓苗头、抓源头，进而升级到全科网格。作为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延伸向老百姓的最后一根触角，全科网格模式把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实现从“被动应对问题”到“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转变，深入传承和延续了“枫桥经验”的方法论内核。而当它与“四个平台”交相汇合，就碰撞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活力。

　　在枫桥镇综合信息指挥中心，这种活力，是可以直观感受的。

　　24平方米的大屏幕上不时滚动着事件办理实时动态、类型分布、部门联动、新增趋势等大数据图表，每个村上报了多少事件，还有多少事件没有办结，一目了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屏幕中心，枫桥镇行政地图上显示着29个行政村，分别亮着红灯、黄灯与绿灯，每村都有“亮灯提醒”。

　　处理信息，事事有专人；处置问题，件件有着落。从发现问题、处置问题到反馈督查，做到全流程留痕记录，有图有真相，真正做到了“纳入一张网，汇入一个‘脑’”。

　　今天，作为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的全新载体，“四个平台”建设已逐渐成为枫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创新实践。

　　五十五年风流云散，五十五年沧海桑田。世界万物，唯变不变。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不变的是“枫桥经验”一路走来，带着泥土的芬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党建引领；变的则是持续创新，与时俱进，不断融入新时代的理念与新时代的元素。

　　这一点，刚补办好残疾人证的诸暨市枫桥镇枫一村村民骆小英很有发言权——

　　骆小英：以前要走几里路后坐公交去镇上，办点事往往要花上半天时间。现在在村里，只要拿一张身份证和遗失证明，证件补办手续几分钟就完成了，新补发的证还有专人送上门！

　　2017年以来，结合浙江省大力推进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枫桥在诸暨市率先探索将“一证通办一生事”向村级延伸扩面，让“最多跑一次”升级为“就近跑一次”“高效跑一次”。实践证明，群众感受的“小变化”造就了政府运行的“大变革”。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的变化不是简单量变，其带来的是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权力运行方式的深刻变革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化运用，收获的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当代大禹”梁焕木穿越时空的为民情怀依旧回响在枫桥人民的心中。“为了迎接‘一证通办’改革，我们窗口所有办事人员好几个礼拜周末都加班加点培训，但他们没有怨言，能给老百姓提供更高效率、高标准、高品质的政务服务也是我们的心愿。”枫桥镇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周薇说。

　　大厦起于尺寸之功。“枫桥经验”从“治镇之计”上升为治省乃至治国之策，每一个枫桥人都有理由骄傲，同时也肩负起使命担当。

根深叶茂 众志成城：凝聚民心民力新动能

　　在来枫桥之前，早已听说“老杨调解室”“娟子工作室”“枫桥大妈”等枫桥“网红”。但一直很好奇，究竟是怎么样一片土壤滋养出了这样一群热心公益的社会组织。一到枫桥，枫桥镇政府工作人员就给了笔者一组相关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镇共有镇级社会组织240家，其中镇级50家。数据是冰冷的，但故事很生动。

　　“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来当事人的幸福指数，这就值得了。”在枫桥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年近七旬的枫桥镇调解志愿者协会会长毛仲木翻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这些年他自己总结的“民间调解大法”。在他11岁的时候，枫桥因为“枫桥经验”一跃成为“全国标杆”。但那时候的他没想到的是，50年后，自己也成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毛仲木说，以前做调解，带一张脸、一张嘴，说得双方握手言和，就可打道回府；但现在，矛盾要挖断根源，一定要靠法律。毛仲木的好朋友，“老杨调解室”的杨光照也深以为然。他说，“我印象很深的一次调解，当事人直接抱了5本法律专业书进来。”从改革开放前因为晒谷起争执，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借贷、邻里矛盾，再到现阶段的权属纠纷，矛盾更加多元化、专业化，这批老调解员们面临一个个新挑战。庆幸的是，“传帮带”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年轻的徒弟从师傅身上学习传统智慧与经验，也将互联网的现代思维与技术带到了调解中。

　　事实上，将枫桥调解志愿者协会放在社会治理的维度去解读，其意义已远远超过“公益”范畴。它所探索的模式，其实是通过民间内生力量自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自觉，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自觉在枫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惯性。

　　一支身穿红白相间制服、手臂戴着红袖章的队伍井然有序、昂首挺胸的走来……这支由 100余名年龄参差不齐、行业迥然不同的村民组成的队伍，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枫义警”：治安巡逻、法制宣传、安防教育、纠纷调解、文明劝导、社会关怀，已经成为枫桥派出所的“左膀右臂”。而这支队伍就是从晚饭后走路散步的健身群众演变而来的。

　　“发动一部分群众，来服务和管理另外一部分群众。”枫桥镇党委书记金均海说：“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灵魂所在、精髓所在。当下公共问题层出不穷，政府的管理压力不断加大，社会治理急需从“单一”走向“多元”主体。“如果把政府职能比喻成经线的话，那社会组织就是纬线，两者的涉及领域相互交织，将更有效、更精准地解决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治理的目标是达到善治，一个治理体系的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在枫桥看来，社会组织对于收集、整合与分析民意具有天然的优势。公民的需求、意图能够优先表达给自身所属的或其信任的社会组织，由这些组织加以汇总与提炼，然后同政府进行沟通。这比起公民个人的、无组织性的诉求输入更系统、更有效。

　　一场“枫桥经验”的自我革新，正在推动“枫桥经验”从“碎片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型。

　　事实上，除了人文和历史原因，枫桥社会组织较为发达的原因，也要归功于当地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推崇。

　　政府一旦把权力下放，社会组织是否愿意“接手”？回答是：合作与激励。实践中，枫桥通过“项目带动、政府购买”等方式，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促进社会组织活动常态化、经常化。不仅使社会组织得以快速成长和发展，也大大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兴趣和动力，以更经济的“社会化”路径达到了公共问题的治理目标。

　　公共资源一旦开放，社会组织是否会出现野蛮生长？回答是：创新与引领。枫桥通过参与模式的创新进而推动社会组织治理创新。为使社会组织尽快达到参与社会治理所需要的社会认同度，枫桥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成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总支，召开第一届社会组织发展大会。对该镇的社会组织实行星级管理，根据考评质量的高低来决定优胜劣汰和扶持政策。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组织中来，让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今天的枫桥，枫桥乡贤参事会、三贤文化研究会、枫桥书画社等组织，传承弘扬耕读传家、诚信立身、孝悌礼义等优秀传统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义工联合会、枫桥大妈、红枫义警等志愿者组织，穿梭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解难帮困、文明劝导、义务巡逻，传递满满的正能量；调解志愿者联合会、老杨调解工作室、娟子工作室等组织，深度参与到群众诉求的疏导、矛盾纠纷的化解，让“枫桥经验”不断穿越，永闪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