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七八月间，巴金应留法同学吴克刚之邀，作客福建泉州晋江黎明中学。

　　当时，吴克刚等一批胸怀教育救国大志的学者，投身于工读学校的建设与教学之中。吴克刚时任晋江黎明中学校长，陈范予任该校生物教师兼教务主任，陈范予巴金由此结缘。

　　陈范予，本名陈昌标，诸暨连湖山后村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执鞭从教，间任报刊编辑，1930年秋应邀至泉州黎明中学任教。《陈范予年谱》中载：“一九三零年，秋，任教于福建泉州黎明高级中学，认识巴金。”是年，陈范予30岁，巴金27岁。

　　徐开垒的《巴金传》中对此有记：“他（巴金）在这里不仅得与自己的朋友吴克刚、卫惠林重聚，而且结识了陈范予、王鲁彦、丽尼、林憾庐和叶非英等一些生活作风非常纯朴而又有才干的人。他与他们意气相投，经常坐在校园的草地上，或者倚靠着凉亭的栏杆，与大家一起兴奋地议论着世界大事；有时又在晚上打着火把，到古老的院子去敲开油漆脱落的大门，在旧式的木屋里，围着煤油灯谈论各人的志向。”

　　巴金后来在《悼范兄》的文字中，也有深情追忆：“我没有忘记，就是十二年前那个南国的秋天里，我们在武庙的一个凉台上喝着绿豆粥，过了二三十个黄昏，我们望着夜渐渐地从庭前两棵大榕树繁茂的枝叶间落到地上，畅快地谈论着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美丽的未来的梦景。”在此，巴金看到了陈范予身上“谦逊、大量、勤勉、刻苦”的风范。

　　“二三十个黄昏”的相处，巴金竟对陈范予讲授的生物学知识也发生了兴趣，十余年后仍记得清晰，写入了《悼范兄》一文：“在那个古城里，我们常常同看秋天的星空……你（陈范予）告诉我许多关于星球的事，让我知道你怎样由宇宙问题的探讨，而构成了你的生活哲学。”“白天你又从外面那些浮萍的水沼、水潭里带回来一杯、一瓶的污水，于是在你的书桌上，显微镜下面展开了一滴水中的世界，使我看见无数的原生动物与死亡。在你这里我看见了那无穷大的世界，在你这里我也看见了那无穷小的世界。”

　　1931年，陈范予离开黎明高中，任教于南京中学。曾有信给巴金，邀请巴金赴南京相叙。时，巴金寄居沪上，租住在宝山路宝光里14号楼，专事创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等。这一年年底，巴金接受了陈范予的邀请，去了南京。对此，徐开垒在《巴金传》中有述：“1月29日早晨4点钟，他在寒气的包围中进了下关的火车站……第二天，他又去看了陈范予和其他几个朋友，大家谈的都是上海的战事……”

　　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陈范予转到沪上，任教立达学园并兼任农村教育科主任。当时巴金仍在上海，住在拉都路敦和里21号。

　　在上海这段时间，陈范予与巴金时有交谊，只是留下的文字不多。2008年4月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巴金》一书中，收有陈范予写给巴金的一封信，此函写于“陈范予在立达学园任职其间”。信中记述了巴金去立达学园看望陈范予的行状，声情并茂，甚是真切：

　　“芾兄：你离校后三十分钟，意想不到的狂风暴雨就来了。我计算你这里正可抵杨家村，不知道果真在何处碰到，不知道你到农民家里去躲避没有？这样的狂风暴雨，对于你的身体，是吃不下的。我当时很想拿伞来追你，但尔康说，当然追你不着，况且路上也不好走。因此作罢。你究竟在何处碰到狂风暴雨，躲避了没有？请你告我，以安眷念之心。范予。”立达学园坐落在上海郊外的南翔，远离市区。

　　陈范予在立达学园任教有五个年头，直到1936年初，才离开沪上，应邀再赴福建。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身处闽南的陈范予，想到身居战乱中的巴金，生活无着，便“在自己十分困苦的生活中，给巴金汇款，唯恐他因战争影响生活。”这一段，徐开垒的《巴金传》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述。不赘。

　　此间，陈范予与巴金彼此更多是书信交往，只是留下的文字信息甚为珍罕，巴金《做一个战士》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该文写于1938年7月16日。《做一个战士》用陈范予《战士颂》中的引文开篇并作为论据：“《战士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接着，巴金提出了自己对“战士”的解读：“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战士，只要他有决心。”不难看出，这是巴金对陈范予的写照。文中对战士的描述，从中折射出了陈范予的身影。巴金以为：“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战士是永远年轻的……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巴金把陈范予看成是真正的“战士”。

　　期间，陈范予一直在闽南一域工作（养病），直至1941年2月因病去世。

　　巴金获悉陈范予逝世的消息是在1941的3月间，时，巴金正回到阔别将近二十年的故乡成都。徐开垒的《巴金传》中有这样的记述：“……雾季过后，敌机的骚扰就多起来了。他在被炸灾区看到过我们人民在牺牲后不闭的眼睛，他知道那是战士的眼睛，期望着我们战胜的旗帜能在敌人阵地上升起来的眼睛。这样的眼睛也使他想起刚去世不久的一个老朋友，这就是他在十二年前闽南地区认识的陈范予，他死时还是对自己的理想充满着信心。他是教育家，又是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曾在福建泉州中学从事平民教育，也担任过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主任。他是肺病患者，但他热爱生命，曾经写过《生之欢乐》《战士颂》等散文来热烈歌颂人生，歌颂人生的美、爱和力量。他坚信知识、信仰和意志，就是科学工作者作为战士的武器。他在他最后的两年，还完成了《科学与人生》《达尔文》《科学方法精华》三部译著。到他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刻，还在写着他的一篇题目叫《理想社会》的文章。”

　　巴金在惊闻陈范予去世的消息后，奋笔写下《悼范兄》专文，其中也公布了陈范予弥留之际，自闽南写给巴金的“告别信”中的二段，写的是病痛的凄怆。

　　此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坂井洋史在陈范予亲属保存的资料中，发现了珍罕的《陈范予日记》稿本，才再次出现了陈范予与巴金的相关信息。

　　1997年3月，《陈范予日记》正式出版之前，编者将巴金《悼范兄》一文作为序文放在首篇，并请巴金题写书名。当时，巴金在华东医院卧病已经3年之久，身体十分虚弱，还是用颤动的手，为亡友的日记写下了书名，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因为出版日期的限制，巴金题写的书名没能用在封面，只得用在“图版页上”。这是颇以为憾事的。

　　《陈范予日记》出版后，巴金在病榻上，抚摸着《陈范予日记》说：“坂井做得好”。 这或许也是陈范予与巴金之间最后的信息记述。时，1997年10月，巴金九十七岁，离陈范予去世已五十六年。

　　陈范予与巴金，当年邂逅于闽南泉州晋江，相处盘亘仅“二三十个黄昏”，却是绵延了一世的情谊，除了彼此理想共鸣以外，陈范予的人格操守与精神力量以及务实作风，也影响了巴金，巴金先后撰写了《做一个战士》《悼范兄》《关于陈范予》等追忆文字，真切而深情地追忆了彼此的因缘际会。

　　最后，引入巴金《悼范兄》的末一段：“凉风从窗外吹入，我伸出头去望天空，雨天自然没有星光，但是我的眼前并不是一片黑暗。我想起了一颗死去的星。星早已不存在于宇宙间了，但是它的光芒在若干年后才达到地球上。范兄，你就是这样的一颗星，你的光现在还亮在我的眼前，它在给我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