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戴远山曾给在外做官的友人写过一副对联：“诗堪如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其意为，能甘于清贫，乐于守穷，是做个清官、好官的必备条件之一。真正的清官廉吏，大都为官一生，清贫一世。这也警戒为官者，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不贪财，“能贫”“能穷”应成为当官者一种内在的信仰、信念和品德追求，而那些当官贪财者，终会因聚敛而亡。

　　《昨非庵日纂》记载了一则当官“能贫”的故事：明朝汪汝达到浙江黄岩做县令，用自己的俸禄修筑城池。为官二十年，清白如月。离任时，下属送他钱财，说：这是你应得的。汪汝达吃惊道：做官的除俸禄之外，还有其他应得的？不接受。汪家境贫困，以致吃饭都朝不保夕，只好卖掉房子的椽。黄岩的官吏、百姓知其贫困，凑80两白银救济他。但银两到时，汪汝达刚病死，于是用作了丧葬费。

　　曾国藩也是一位“能贫”的官员，一生为官奉行一个“穷”字。他在家书中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在他看来，只要人的信念如春天般朝气蓬勃，物质上贫困又能算什么？曾国藩自己可谓官场“苦行僧”：每餐只吃一个蔬菜，史称“一品宰相”；衣服常有补丁，而立之年缝制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30年。晚年虽位高权重，但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

　　古代为官者尚能以俭为荣，恪守清贫，共产党人境界应该更高。杨善洲是“穷”官的代表，他在任期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屋，一张书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退休后，来到条件恶劣的大亮山，长住油毛毡棚。去世后，身旁只留下一顶草帽，一把砍刀，一个烟斗，留下一个仍然需要刨土取食的家。中科院院士卢永根家的家具、摆设基本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水平，却将毕生一点点积攒起来的880多万元积蓄全部无偿捐献给党的教育事业。武汉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汉军的家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楼，墙上有水渍的痕迹，门下是开裂的白漆，很多年头的蓝色布艺沙发，“真是太震惊了！”这是所有认识杨汉军的人不约而同说的话。

　　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既然选择为官从政这条路，就必须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理想信念上的坚定，把自己锤炼成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