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出“中国方案”问题，强调其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态度和取向。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我们对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世界融合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的把握，源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和把握，源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自省与自信。

中国方案超越性的文化意蕴

程美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出“中国方案”问题，强调其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态度和取向。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我们对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世界融合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的把握，源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和把握，源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自省与自信。

　　中国方案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一种独特的超越，是一种新文明战略设计的思想自觉

　　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逐渐被科学理性、自由民主、新教伦理、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明所垄断，应当承认这种迷信或者追求对人类的进步是起到过重要促进作用的。但任何一种文明形式不可能静止不变，必须随时空变化而变化。西方文明无论在其主体发源地、生长地，还是受其辐射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和单一的。仅就实践过程和实践效果来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直接的目的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文明古国，需要对世界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而更深的追求是，基于对世界历史发展脉络的准确把握，思考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人类美好的未来绝对不是已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模式，如果那样的话，就只能落入历史终结论的陷阱。深受西学东渐影响几百年的中国通过近代的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虽然至今仍然注重西学，但人们已经认识到西方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点，中国必须在学习中勇敢而谨慎地加以超越。今天的中国在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以数代人的智慧和心血为基础，形成的一套独特的有效做法，使得我们有责任有底气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中国方案”，其目的不是为了兜售“私货”，而是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

　　中国方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思维和方法论的坚持和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不是说中国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固定不变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它的意义更多体现在战略思维层次和方法论层次。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但是我们建立在“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什么不适合中国国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坚定认识基础上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遵循了“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解放思想”“群众路线”等科学方法论，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案逐渐由模糊到清晰、由局部到整体、由偏差到精准。这个伟大的实践所赖以立基的战略思维和方法论是“中国方案”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也给了人们思考人类未来整体发展以更宽广的战略思维和更科学丰富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方案也预示着在建设中国未来和世界未来的过程中需要以更丰富多彩的话语体系为基础

　　“中国方案”不是排他的，而是“合他”的；“中国方案”不是简单的“形而下”，而是“形而上”的；“中国方案”的具体经验和做法是有限的，但它代表的是一种有载体的文化——中国话语体系。

　　破除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迷信，必然要走出言必称希腊罗马、言必称文艺复兴、言必称启蒙运动等西方话语体系的简单甚至盲目的崇拜。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新的话语体系来对这些问题加以适当地表述。

　　“中国方案”的很多智慧和秘诀，只有通过中国话语体系才能彰显其特色，才能更好地为人们所理解。比如，政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科学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等，其内容是中国的，其形式也是中国的，但就内容而言其中国性体现得远远不够，往往需要借助于中国话语体系才能更清晰准确地阐明其思想内涵。

　　如果我们满足于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阐释甚至附会这些中国内容，结果往往会让人误解。“中国方案”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体系，是对美国方案、欧洲方案等的一种超越，它的出现会使得人类文明话语体系中自觉地多了中国的元素，这会减少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实际的了解和认同、汲取，使得中国话语体系堂堂正正地进入世界主流话语体系当中，使得人类文明话语体系因此而多了健康因子，减少了因为物质和无视带来的无知。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