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适逢潘天寿先生诞辰120周年。12月1日，“民族翰骨——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出了120余幅潘天寿代表作及手稿文献等。在美术馆，我像虔诚的弟子，一个人默默地朝拜，后来干脆席地而坐。

　　坐在地上，感受大师。看大厅里展示的《夏塘水牛图》，还有那些花草虫鱼，无不充满了朴素而淋漓的生命之美。

　　对于生命的美，潘天寿从童年就开始认识了。

　　我和潘天寿都是宁海冠庄出生的。同一个生肖，岁数却相差了一个甲子。听村里老辈人说，潘天寿跟我一样，小时候也在村里放过牛，想来我俩看到的景象应该差不多。村里养的大部分是水牛，耕种时，水从天台山、四明山脉流下来，牛就被人套上牛轭，随着农人“驾——”的吆喝，撩起大步，在明镜似的水田里往前走。我们这些放牛娃就伏在田埂上，看在牛前牛后翻飞啄食泥鳅的白鹭，看牛眼里映出的红色，那是附近山上盛开的杜鹃花的颜色。耕罢，这些水牛在水潭嬉戏休憩，我们就挖了硕大的草根放在嘴里嚼，甜丝丝的。临近晌午，终于等来了家人送来的“接力”，也就是点心。我们嘴里咬着“接力”，其实早就割了嫩嫩的青草，先给牛喂了“接力”。待我们把缰绳绕在牛角上，水牛就抬腿“轰”的一声奔跳到水中。入水的瞬间，水花溅起，整个水潭沸腾了，凫水的鸭子避开一边，只有一群红头苍蝇不怕，像是来了亲人一般，翻飞在牛身上。牛把头潜入水里，稍停再浮出水面，“哞——”一声长吼随着满口的水喷溅出来，连潭边的茅草都摇摆起来。

　　坐在地上，感激大师。看着画上的落款“雷婆头峰”，我就如坐在家乡那座叫相见岭的山脚，仰望它的主峰雷婆头峰。

　　听老人说，古时候，因为一条不称职的“九炮龙”，冠庄一带三个月未雨，道行不深的雷婆排除万难冒险降雨，却触犯了天条，被压在山峰下。冠庄的百姓十分感念雷婆的恩德，从此这座山峰就被称为雷婆头峰。据说潘天寿的家人在山边有一块地，他会帮助家人下地或到雷婆头峰砍柴。

　　我第一次登雷婆头峰是在宁海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上山摘柴子。虽是秋天，仍是闷热。我们从相见岭的左侧折入一条山道，起先是在陡峭的山坡攀爬，不一会，汗丝就悄悄地渗出。后来到了一个平坦之处，有习习凉风拂面，有人说，这是山脊。同学们欢呼起来，一边摘柴子，一边沿着山脊走去。不觉山已陡起，遇见了一座峰。爬上山峰后，有比山脊更大的风。这时有同学提出不爬了，因为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摘柴子，爬上顶峰，不一定能摘到比这里更多的柴子。我摇摇头不同意：这座山是潘天寿登过的，一定得爬上去。于是，打退堂鼓的同学纷纷鼓起勇气继续攀爬。再爬过一座峰后，雷婆头峰就近在咫尺了。大家在山脊上狂奔200多米来到山峰下。与前边两座土质的山峰不一样，雷婆头峰全是黝黑的石崖，壁立如刀削。上啊！上啊！有人冲我喊。我懒得理他们，独自寻找当年潘天寿走过的路。花费了整整二十分钟，独自一人登上峰顶时，面对美景我哭了。这是附近山间最高的一座峰，那些山峰都在脚底下。从山峰的间隙里，看见了冠庄，还有堤树岭过去的仇家村。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看见更远的地方，那里有蓝色的海洋，那是象山港。象山港尾，是明代大儒方孝孺的故乡溪上方村。抬头看，还有飞鸟在天空盘旋。比飞鸟更高的地方，是灿烂的云霞。我估计潘天寿当年登山时与我差不多年纪，因为他十八岁就去浙江第一师范读书了。如果年纪太小，不会为一个神话传说攀登一座山峰，也不会有太多的联想，只有青春少年风华正茂时，这座雷婆头峰才能在他心里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潘天寿的家国情怀、高峰意识、凌然豪放之气，都源自于家乡的雷婆头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风渐来，潘天寿挺身而出捍卫包括中国画在内的民族艺术。1957年后，潘天寿先后出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院院长，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中国画教学改革，为中国画的发展争取空间。同时提出东西方艺术“两大高峰”“拉开距离”等重要观点，坚持走中国画独立发展的道路。也就在这段时间，他的个人创作迎来了转折和高峰。他结合鲜活的现实生活，以雄健劲拔、奇崛奔放的笔墨，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磅礴宏大的气势，创作了一大批表现时代的作品，引领了现代中国画“传统出新”的创造之路。

　　坐在地上，感恩大师。我观画时，眼眶含满泪水。如果没有潘天寿为主的艺术家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一起为中国画的教育呕心沥血，中国民族艺术恐怕不会有今天这么高的地位。潘天寿是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代大师，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并称为20世纪中国画四大家。但他却说：“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大师谦逊如此，更令我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