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潮偏盛？钱塘无与俦。”浙江，因钱塘江曲折而得名，波澜壮阔的钱塘江大潮蜚声中外。

　　“省以江名”“地如其名”，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说过：“浙江的历史发展也有着很多的转折和曲折”，“近几十年来，浙江最大的转折就是改革开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发地之一，浙江以“勇立潮头”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马当先，实现了从一个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在习近平初到浙江工作的2002年，浙江已连续多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城乡居民收入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

　　习近平在来浙江履新后的第一次干部见面会上说：“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迈入新世纪的浙江，正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习近平在深入调研、深邃思考的基础上，在2003年7月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

　　“八八战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不但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且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省域层面比较早地进行了战略谋划和具体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八战略”不但是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浙江实践的总纲领，也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向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各领域全面推开：建设创新型省份、生态省、文化大省，打造“活力浙江”“法治浙江”“平安浙江”……浙江的改革由此开辟了全新境界。

　　回首来路，浙江干部群众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当年推动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实践中，习近平充分展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改革勇气，着眼全局、面向未来的改革远见，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的改革立场，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改革韬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改革方法，统筹兼顾、追求和谐的改革艺术，调研开路、一抓到底的改革作风，为浙江建设全面小康注入了强大动力。

　　发展出题目

　　改革做文章

　　浙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改革创新之路，就是一段“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历程。

　　——习近平

　　拉长时间轴，观察新世纪以来浙江改革这部鸿篇巨制，人们清晰地看到，今天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其基本架构和发展逻辑，源自2003年习近平提出的“八八战略”。15年来，浙江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历史的时针拨回到2002年10月12日。这天下午，浙江省领导干部会议在省委礼堂召开。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习近平到浙江任职的决定，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面对全场500多名干部，习近平说，中央决定他到浙江工作，他深感责任重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浙江人民“走出了一条令世人瞩目、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到浙江工作，“感到有很大压力，有一种上华山爬险道‘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只能向上攀登，不能停滞不前’的感觉”。但是，“我愿意承担重任”，“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习近平后来回忆道：“2002年我从福建到浙江工作的时候，脑子里装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浙江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我这个接力棒怎么跑，来了干一些什么？”

　　此时的浙江，虽然头戴“中国经济优等生”的光环，但面临世情国情省情的重大变化，正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

　　从全球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这既为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从全国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供求关系、消费需求、发展路径以及发展的体制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省情也在变。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资源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作为先发地区的浙江率先遭遇生态环境压力、资源要素制约、内外市场竞争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从2003年开始，要素供给全面紧张，“有项目无地建设、有订单缺电生产”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依赖成本优势的“浙江制造”，遭遇内销压价和外部“反倾销”的双重挤压……

　　那时，因为闹“电荒”，工业企业“停二开五”“停三开四”是常事，甚至连西湖晚上都经常漆黑一片。后来有记者就此问过习近平：“在停电的时候，习书记在想什么？”

　　习近平回答：“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在接受一家央媒采访时，习近平进一步点出了浙江种种发展问题的实质：“各地经济发展中遭遇的要素紧张，根子在粗放增长方式。”

　　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钥匙在哪里？解决各方面困难的动力靠什么？习近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己带头，马不停蹄，深入企业车间、田间地头，和广大基层干部、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交流。

　　历史长河，总是在峰回路转处，激荡出最壮阔的波澜。在一次次的调查研究中，对浙江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时代命题，对新时期浙江改革的顶层设计，习近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大思路。

　　在2003年上半年的几次会议上，习近平频频谈到浙江如何进一步巩固优势、发展优势的新课题。

　　5月26日，在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对新时期浙江的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释。他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深层次的新的更高要求。浙江改革已经取得的体制先发优势，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会上，习近平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

　　深谋远虑之后，一项事关浙江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水到渠成。

　　2003年7月10日，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向全会作报告，正式提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

　　“这八条，第一条讲的就是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也就是要深化改革。而其他七个方面，都是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去推进重点改革，而且都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体制创新为保证，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既有方法论又有路线图的系统全面的深化改革顶层架构，为浙江改革发展架起了‘四梁八柱’。”作为多项浙江重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时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亭对记者说。

　　思想是历史发展最耀眼的坐标。“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是推进浙江各项工作的总方略。遵循习近平确定的“八八战略”的指引，历届浙江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把改革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用浙江实践、浙江经验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不断作出浙江贡献：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等改革扎实推进，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得益彰，“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深化……

　　一幅水平更高、动能更新、成果共享的发展画卷在之江大地不断铺展：实体经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浙江制造”加速迈向中高端；对内对外开放在改革中跃上新台阶；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和包容性不断增强，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完善提升；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实践永无止境，改革永在路上。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说：“‘八八战略’，不是管一地一域的，不是管五年十年的，而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总纲。”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在考察浙江时对我省提出的“努力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要求，今年6月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的具体目标，确立“改革强省、创新强省、开放强省、人才强省”的工作导向，并向全省干部群众发出响亮号召：“在浙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根本的就是要一以贯之地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探索创新‘八八战略’的实践载体，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努力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

　　“给成长快的孩子

　　换上一件大衣服”

　　在推进发展的进程中，不仅关注经济指标，而且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和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投入。

　　——习近平

　　没有改革，就没有浙江的今天，更没有浙江的明天。

　　对于浙江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需要，习近平洞若观火。

　　在2003年5月26日召开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在谈到浙江深化改革要有“新的更高要求”时深刻指出，改革要从微观层面向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宏观层面推进；要从经济领域向科教文卫等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联动推进；要从内部自主性改革向建立符合世贸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管理体制推进；要从城乡各自推进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已经看得很清楚，到2003年时，浙江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全面推进、时不我待的历史关口。”浙江省发展改革研究所原所长卓勇良告诉记者，经过前25年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破，经济体制方面一些大的障碍已经扫除，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和行政管理不匹配、和自然环境不和谐等方方面面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全面推进政府管理、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改革已然箭在弦上。

　　当时参与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报告起草的同志说：“我们深深感到，习书记‘八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改革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浙江开辟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由此，浙江的改革发展再掀大潮，层澜迭进：在全国率先完善所有制结构，培育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率先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率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率先构建新型大社保体系，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网络；率先推进科教文卫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率先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全国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十五”时期是浙江“改革推进力度最强的时期”，《浙江“十五”改革报告》这样评价。

　　义乌，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一面旗帜，也是习近平整体推进改革的重要实践样本。

　　从2002年10月到2007年3月，习近平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检查指导工作。他进市场、走乡村、下车间，为义乌改革发展把脉开方，并亲自部署总结推广“义乌经验”。

　　谈起习近平对义乌改革倾注的心血，时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格外激动。他回忆说，“习书记当年对市场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百姓民生、维护工人权益、统筹城乡发展、信用建设、新农村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发展，都提出了精辟的指导意见，为义乌改革的整体推进指明了方向。”

　　快速发展的义乌，当时面临种种体制机制瓶颈。

　　比如融资，义乌2005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586.2亿元，但企业贷款却非常困难。因为按规定，各大国有银行在义乌不能设分行只能设县级支行，只有几百万元的授信权限。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意进驻义乌，但由于受行政级别限制，也不能在义乌设立分支机构。一些企业从正常渠道得不到贷款，只能转向民间高利贷。这不但增加了资金成本，也埋下了风险隐患。

　　再如进出口通关，那时义乌每天向世界各地发送 1500余个货柜，尽管义乌已经有了金华海关办事处，但仅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通关、监督和征税功能，企业的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都要到金华海关去办，企业很不方便……

　　凡此种种障碍，光靠某方面的局部改革已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这些体制机制上的不适应，习近平生动形象地打了个比方：小孩子成长太快，而衣服太小，得“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为此，他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对义乌等经济发达县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专项调研。

　　在习近平亲自推动下，2006年11月14日，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金华市以延伸机构、委托或交办方式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市。义乌一时被外界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也由此启动。

　　“权限下放后，义乌的投资环境有了明显的提升。” 时任义乌市法制办主任虞秀军回忆，“以前审批需要跑半年到一年的项目，下放后一两个月就完成了！”

　　强县扩权改革后，义乌地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00.1亿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420.9亿元，年均增幅达15%以上。

　　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有直面挑战、攻坚破难的历史担当，也要有统筹布局、善作善成的系统谋划。

　　“三农”问题，事关国本。对农业、农村、农民怀有深厚感情的习近平，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常常深入海岛山村、田间地头，与农民、渔民促膝谈心。

　　2003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在谈到农村改革发展时，习近平说，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当年6月，他亲自倡导、旨在从环境改善入手统筹城乡发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全省展开。

　　2004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浙江要“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新路子”。这一年，他亲自指导制定的《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出台，浙江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步子又一次走在全国前列。

　　提升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习近平的总体改革布局中，文化体制改革也是重要一环。

　　2003年7月中旬，在浙江成为全国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省后，习近平亲自带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回来后，省委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习近平就浙江文化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文化体制改革要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以及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三个重点，形成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格局。

　　1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习近平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往事，一位当年参与文化体制改革的退休干部仍深有感触：习近平同志在阐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时，总是把文化建设放到和其他建设的相互关系上来认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从其相互关系来印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也非常注重系统性，既高屋建瓴又兼顾方方面面。

　　“两只手”推进全面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习近平曾引用宋人杨万里的这首诗，来比喻经济社会发展翻山过坎、转型过关之难。

　　浙江是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进入新世纪，中央对浙江的期待是“继续走在前列”。

　　习近平认为，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的重点，第一个方面是改革。“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力的体制机制”。

　　在浙江转变发展方式的当口，习近平抓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主线，发挥好、规范好、协调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推动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进入新世纪，要素制约既是浙江发展的“痛点”，也是浙江改革的“靶点”。

　　习近平在2004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要积极探索运用价格杠杆合理确定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各类要素的比价关系，形成有利于集约使用资源要素的机制。”

　　在习近平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市场化取向改革在浙江走向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进：继2002年10月嘉兴秀洲区启动首批废水排污权有偿使用，拉开全国排污权有偿使用的序幕后，2005年1月，东阳和义乌的水权交易开创全国水权交易制度改革先河；同年，对六大高能耗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改革和煤电价格联动改革，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2006年，启动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通过改革，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污染排放数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逐步形成，集约经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和机会，粗放经营则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在“市场大省”浙江，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有形市场到无形市场，市场作为一种机制，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上激发出无穷的活力。2002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建立网上技术市场，开国内技术市场网上交易先河。2003年，浙江成立产权交易所，建设全省性产权交易市场体系。2004年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成为我国首批农村合作银行之一。2006年，台州路桥泰隆城市信用社改名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成为我国首家区域性民营银行……

　　在推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培育要素市场、建设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同时，习近平注重强化机关效能建设，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好“两只手”，打出一套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组合拳”。

　　习近平在2006年3月17日的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文章《从“两只手”看深化改革》中指出，改革逐步推进到一定的时候，“两只手”应该是这样的关系：比如，在经济社会协调上，市场这只手更多地调节经济，政府这只手则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经济运行上，市场这只手调节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政府这只手用来制定游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在公平与效率上，市场这只手激活效率，政府这只手则更多地关注公平；在城乡发展上，城市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市场这只手的作用，农村的发展则由政府这只手承担更多的职能。当然，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必须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深化改革。

　　温州，是浙江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营经济的重镇。习近平一直以来特别关注温州的各项改革。

　　时任温州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王仁贤回忆，2003年8月15日上午，温州数千名干部在温州体育馆开了一场机关效能建设动员大会。当时，温州市委主要领导在会上宣布：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同时，加大政府放权力度，宣布凡是可以取消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必须保留的，要最大限度地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审批程序……

　　“没过多久，习书记来温州调研，市委领导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对温州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温州机关效能建设的经验被推荐到全省。” 王仁贤说。

　　2005年5月，习近平第12次到温州调研。他还叮嘱当地干部：“制度创新是温州取得成功的经验，也是下一步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推进机关效能建设。”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曾结合浙江的改革实践指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特别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浙江过去有3000多项政府审批事项，减少到800多项，成为全国审批项目比较少的一个省。通过机关效能建设，政府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审批项目减少了，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搞好服务；市场这只手壮大了，政府又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来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

　　从1999年浙江率先在全国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2002年、2003年相继进行第二、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2004年全省6053个省、市、县机关部门，1497个乡镇和2353个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全面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到2013年11月作为全国唯一试点启动以“权力清单”为基础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创造性改革举措，浙江始终遵循习近平指引的这一正确的改革方向。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2016年底，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今年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则更是强调，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方面各领域改革。“最多跑一次”，已经成为当下浙江改革的关键词。到2017年底，浙江将实现“最多跑一次”覆盖80%左右的行政权力事项。

　　让不同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相得益彰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习近平

　　2002年12月，浙江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一结束，习近平就奔赴宁波、台州、温州调研。民营经济是这次调研的重要主题。正如他说过的，浙江的活力之源在于改革，这“首先又体现于具有先天市场属性的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宁波，他要求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努力在“以民引外”上取得突破；在台州，他强调要推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再创新辉煌；在温州，他希望民营企业加快创新，把创新史继续写下去。

　　“习书记一路上看了不少民营企业。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吉利集团造车，但习书记到台州专门去参观了吉利工厂，还特意坐到吉利汽车里，手握方向盘体验了一下。”全程参加这次调研的时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告诉记者，“当时习书记就说，浙江应该有自己的汽车，要进一步发挥我们民营企业的优势，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

　　温州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向记者回忆：“2002年12月习书记第一次来我们康奈考察调研。他鼓励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还要去创新，创新无止境。我们听了很受鼓舞。”“后来，习书记又来过5次，他看得细，问得也细，从厂房、食堂到员工宿舍，生产、经营、生活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温州正泰工业园调研时，习近平勉励正泰要“续写创新史，实现新飞跃”。临走时，他对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我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以后正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直接来杭州，到办公室来找我。”

　　听到这番话时，南存辉感觉心里一暖。他回忆说，“第二年，我还真的去找了习书记”，那次想去汇报正泰实施国际化战略打造国际先进电器制造企业的事情，就试着拨通了电话。“电话里，习书记很热情地说‘可以，你来吧’。”

　　那天，在习近平的办公室里，南存辉汇报了差不多有2个小时。“他工作那么忙，但非常耐心地听我汇报，说这件事很好，项目启动的时候要给正泰写贺信。”南存辉说。

　　2003年7月21日，正泰集团果然收到了习近平发来的贺信。贺信从浙江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义、民营经济的作用，讲到正泰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表示要鼓励和支持。

　　“在23日正泰打造先进电器制造企业项目启动仪式上，我向全体员工宣读了这封信，大家非常激动。省委书记给一家民营企业写贺信，这在当时可是头一遭啊！”南存辉说。

　　习近平甬台温调研回来后，浙江省政府2003年1月7日就出台了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提出放宽投资领域，实行更加开放的投资准入政策；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和完善对民间投资主体的金融服务；实施公平合理的配套政策，为民间投资营造宽松的环境等多项政策意见。

　　习近平在大力支持发展民营经济、高度评价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居功至伟”的同时，也敏锐地看到了浙江民营经济当时存在的问题：粗放经营、数量扩张的发展路子与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约束明显加大之间的矛盾、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领域与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的矛盾……

　　当时，温州民营经济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碰到“天花板”。习近平在一次去温州调研的路上，对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历史和面临的问题，都了然于胸，娓娓道来。在那次调研中，习近平鼓励温州增强信心、再创辉煌，并且送了四个字——“东引西进”：“东引”，即要引进境外资金增添发展新动能；“西进”，即要跳出温州发展温州。

　　“这是真正的大战略！现在你听到这句话马上就会联想到‘一带一路’是吧？为什么习书记当时就能提出这种大思路，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性。”郑宇民说。

　　在深入调研浙江民营经济现状、深刻洞察民营经济未来的基础上，2004年2月3日，习近平在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等“五个转变”，以及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等“五个提高”，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

　　“十五”期间，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7.1%提升到71.5%。在民营先发、市场先发的同时，浙江国有经济资产结构和资产质量也不断优化，一大批国有企业成为行业排头兵、领头羊，总资产收益率居全国第一，不良资产占权益比重全国最低。

　　习近平在2003年7月10日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特别阐述道，“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浙江只是个私经济发展快，其实浙江的公有制经济也发展得很好”，“正因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形成了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

　　对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习近平结合浙江的实践，曾深刻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宏观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动力源泉。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陷国有经济于绝境，反而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实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当年习近平对国企改革的关心和勉励，让时任杭汽轮集团董事长聂忠海至今难忘：“我们杭汽轮是一家老国企，改制后对经营团队和骨干实施股权激励，年销售额从4亿元猛增到13亿元。2004年6月22日，习书记专门来我们杭汽轮调研。”

　　“我记得，习书记听取汇报后高兴地说，‘杭汽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那么大的变化，你们干得很不错！’他叮嘱我们，‘你们的担子很重，要把体制理顺，把机制激活，把干部员工的积极性保护好，把企业长远的发展规划好。’这四点要求真精准，我们改革的方向更明了、劲头更足了！”

　　习近平从杭汽轮调研回来后，省委召开了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说，单个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时任杭钢集团董事长童云芳参加了那次座谈会。他对习近平会上讲的两句话至今印象都很深：一句是“不同类型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不搞一刀切”，另一句是“可以通过招标招募等办法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习书记真是既准确把握企业实际，又高瞻远瞩、放眼未来。”

　　“那次座谈会后，不少省属国企门庭若市，战略投资者纷至沓来。”童云芳回忆，杭钢当年也接触了很多境内外投资者，有马来西亚的外企，也有国内知名民企，“现在看来，这正是习书记高瞻远瞩的胆识。积极引入境内外各类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获得战略资源和要素，提升品牌、管理、技术，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2006年，杭钢参与作为民企的宁波钢铁公司重组。习近平对此事非常关心，9月15日专程到宁钢调研。

　　童云芳记得，就在临时腾出来的一个简易工棚内，习近平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会上习书记说，‘既让杭钢相对控股宁钢，为杭钢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又让民营经济持有一定的股份，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也没有受到影响，做到两全其美。’”

　　“当时，那么大的钢厂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全国都很少见，为此习书记亲自出面协调。宁钢的重组，就是‘两个毫不动摇’思想的生动体现。”童云芳说。

　　如今，各种所有制经济不断融合，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浙江基本经济制度的一大特点。从当年民营企业升华集团收购浙江轻纺供销有限公司51%的国有股权、开创浙江直属大型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先河，到近几年世界500强浙江物产集团以混合所有制整体上市、打响新一轮省属国企改革“第一枪”……一个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局面已然形成。

　　沿着习近平指引的方向，浙江国有、民营经济近年来都不断跃上新台阶。2016年，浙江省国资委监管的省属企业以全国第17位的总资产，实现了全国第9位的营业收入、第4位的利润；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共有134家民营企业入围，总数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

　　今年的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强调，“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民营经济发展的更好氛围，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浙江的实践正不断走向丰富和完善。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必须始终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作为改革的基础，善于从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中汲取营养，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习近平

　　有人说，浙江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浙江的老百姓中蕴含着极大的创造力。对于这一点，刚到浙江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就在2003年初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来了之后感受很深。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一直注重调动各方推动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尊重支持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

　　时任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的吴易，珍藏着一张15年前和习近平的集体合影，“那是2002年12月26日，习书记第一次来义乌国际商贸城调研”。

　　当时的义乌，市场成交额徘徊不前，“小商品、大市场”的光环似乎正在褪去，多数商户不懂外贸、不会电商，只知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以至于有人断言：义乌市场活不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这其实反映了义乌市场粗放贸易方式面临的危机，它逼着我们重新探索义乌市场的转型发展路径。”时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告诉记者，义乌当时提出来，要继续秉持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市场转型升级，抓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机遇，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并为此新建了国际商贸城。

　　与老市场相比，国际商贸城户户有宽带，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嫁接提升传统市场，实现了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功能对接。但对这个新市场当时争议很多，吴易坦言：“从上到下对义乌国际商贸城要不要造、怎么造都有不同看法，不少商户也持观望态度。在大家看来，新市场到底行不行就看一件事——省委书记、省长会不会来。”

　　“没想到习书记亲自来了。那天是2002年12月26日，在考察了玩具、饰品、工艺品等3个楼层的交易区并听取汇报后，习书记对义乌国际商贸城给予‘建得有档次，看了以后令人振奋’的高度评价，临走时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合影。我本来站得远远的，习书记还主动招呼我站到他身边一起拍照。”回忆往事，已年过六旬的吴易依然难掩激动，“这是习书记对我们基层探索的肯定啊！后来市场的发展也证明我们当初干对了。”

　　今天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外贸出口从2010年的193.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2201.6亿元，实现了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买全球、卖全球”的转变，当年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愿景已然成为现实。

　　不仅做改革的促进派，更当改革的实干家。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更善于从群众的丰富实践中汲取营养。他一向主张，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搞试点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取得若干经验后再推广；先易后难，先浅后深，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

　　发轫于瑞安的“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改革试点，是习近平这一改革思想的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瑞安大批农民离土离乡、办厂经商。一些农民流转别人的承包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开始萌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形成。不过这些经营主体面临缺信息、缺技术、缺销路等问题，即便2001年瑞安就有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服务的需求。

　　一向敢想敢干的瑞安人在“专业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更高层次的“综合合作”，成立农村合作组织，将农民合作社和各类为农服务组织联合起来。2005年6月，瑞安开始筹划这一改革。

　　当时瑞安遇到的问题也是全省遇到的问题。进入新世纪，浙江农业生产力蓬勃发展与农业生产关系相对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习近平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路。2006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

　　听说“习书记都发话了”，瑞安农村合作组织筹建工作快马加鞭，2个月后正式宣告成立。

　　合作组织由农村合作银行、供销联社等8家核心会员单位和10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基本会员单位组成。“由农村金融合作机构解决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问题，由供销合作社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市场问题，由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农业产业的发展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时任瑞安市委书记葛益平介绍道。

　　“对于这种新颖的合作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习书记给予了充分鼓励。”葛益平说，“有一次，在之江饭店开会，会议前习书记已经走了几级台阶上楼了，隔老远又回转身来，叫我过去，‘你们瑞安三位一体做得不错，下次省里要专门去开一个现场会。’我忍不住问，‘您亲自来吗？’习书记说，‘肯定来！’”

　　2006年底，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在瑞安召开，习近平如约到会。会上，他表扬瑞安积极破题，进行了有效探索，创造了经验，并向全省发出号召：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使浙江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随后，“三位一体”改革在浙江18个县（市、区）的试点全面展开。

　　今天，这项改革已推广到全省，还写进了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亲自发现、总结了许多像瑞安“三位一体”这样的基层改革经验，极大激发了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热情。从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到科技特派员制度，从基层“民主恳谈”到村务监督，从以人为本、“防、避、抢”结合的防台方针到以“不死人、少伤人”为目标的防台救灾制度，从针对浙江自然灾害频发而设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到农村住房保险……浙江的改革如钱江潮水，生生不息。

　　实践率先突破之后，如何将成熟的经验转化为成型的体制机制新优势？习近平既鼓励率先突破，也重视率先规范。

　　在2003年5月26日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向与会人员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和规范两者之间的关系，“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及时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规范起来，在率先规范中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注重通过立法创新彻底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规范和完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改革新举措，成为浙江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

　　2004年11月，浙江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确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类特殊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成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

　　2004年6月18日，武义县后陈村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一年后，习近平在武义调研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情况时指出：“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要总结经验，继续深化，不断完善”。之后，这项工作很快在全省推开。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使得浙江这一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上升为一项法定制度。

　　今年6月，“后陈经验”再次出现在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坚持和发展‘后陈经验’，健全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良性互动。”如今，这一从农村基层萌芽的改革创新仍在蓬勃生长，焕发出勃勃生机。

　　从群众最关心的

　　领域改起

　　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人民群众理解、支持、参与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习近平

　　许多浙江干部记得，在2002年10月12日和浙江干部首次见面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深情地说，自己从小熟背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不朽诗句，在福建工作时，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训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一直以此激励自己，“愿意在任何地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是习近平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也是他矢志不渝推动改革的初心。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习近平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找准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做改革文章，从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改起，让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了“满意清单”，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改革带来的成果，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为实现对问题的精准把脉、改革的精确制导，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推动信访工作改革，带头倡导各级领导干部下访，面对面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盼，解决群众所忧所怨。

　　2003年9月18日，习近平率队到浦江下访接待群众，首开省级领导干部下访的先河。不到一年后，习近平又带队来到临安下访。

　　那是2004年9月9日，天下着蒙蒙细雨，原临安锁厂职工胡乐英、李欣等4人来到设在临安天目高级中学的领导下访接待室，“习书记，我们已经连续3个月没领到基本生活费了。”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他们反映的企业改制中发生的劳资纠纷问题，不时在笔记本上作记录。在征求了临安有关方面的意见后，他一字一句地告诉相关负责人：“企业今后的路怎么走，市里要帮助明确方向。先要还钱，再还要谋发展。不管怎样，企业转制一定要充分考虑广大职工的利益，依法保障职工的基本权益，绝不能以任何名义侵犯职工的权益。”他明确要求，尽快给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

　　“习书记说话实在，把我们心里想解决的事情，都简明扼要说出来了，他把话都说到我们心坎里了。”离开接待室后，胡乐英激动地告诉同事。

　　除了领导下访，习近平指导创新联合接访工作制度，要求省市县三级成立接待中心，各职能部门入驻联合接待，并要有律师参与；推动修订了《浙江省信访条例》，实行双向责任追究和信访重点地区管理机制，建立了涉法信访处理和督查督办制度，有力促进了信访工作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

　　这些标本兼治的改革举措，解决了许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2003年在浦江、兰溪调研信访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信访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最直接、最具体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一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一核心问题，关系到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这一重大问题。”

　　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处理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习近平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2004年6月23日的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在听取省国资委以及杭钢、物产、交通、三狮、丝绸等省属企业集团负责人的汇报后，习近平重点强调了国企改革必须做好“五个坚持”，其中一条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当时浙江省属国企改革关系到近19万在职职工和6万离退休职工的切身利益。为此，习近平在会上一再叮嘱各家企业负责人：一定要充分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改革方案经过职代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经过职代会通过；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职工……

　　对国企改革中职工群众的这份挂念，习近平一直未曾放下。11年后，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当省领导向习总书记汇报杭钢要去产能、关停半山钢铁基地时，习总书记首先说的一句话是“要把员工安置好”。

　　当年3月，杭钢半山钢铁基地决定关停，1.2万名员工面临分流安置。杭钢谨记习总书记的叮嘱，为此开了57次会议，面对面听取2000多人次意见，最后为员工提供了12条分流安置通道。

　　许多杭钢人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杭钢员工的关切后十分感叹：“习总书记一听到杭钢半山基地要关停，首先惦记的还是职工，真的是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习近平认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

　　遵循习近平的要求，浙江在农村税费、社保、医疗、教育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浙江率全国之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开免征农业税的先河；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城乡的企业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五大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形成以养老保险为基础、专项救助为补充、统一就业为根本的新型大社保体系；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子女实行课本费免收、食宿费补助，在全国率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

　　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改革获得感，需要建设长效机制来保证。2004年，在习近平的提议并主持下，省委、省政府制定并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意见》，通过民情反映机制、民主决策机制、责任落实机制、投入保障机制、督查考评机制等一系列工作机制创新，大力推进为民办实事工作。

　　从那以后，浙江为民办实事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自2005年以来，每年年初的浙江省“两会”都会提出本年度十个方面的为民办实事任务，年底把办理情况向社会公示。从2006年开始，浙江每年确保将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改善民生。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接受央媒采访时表示：“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索和拓展为民办实事的领域，让人民群众在多领域、宽范围共享我省改革发展的成果。”

　　近年来，秉持民生实事“群众提、大家定、政府办”理念，浙江着力办好一系列关系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关键小事”：全面推行“双下沉、两提升”，破题“看病难”，全省87%的县市县域内就诊率超过80%；实施刚性的“零择校”和柔性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关注食品安全，全省各地投入3亿多元，打造238家星级农贸市场；通过治水拆违、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把浙江建设成为美丽“大花园”，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开辟“最先一公里”，

　　更要打通

　　“最后一公里”

　　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既要有布置，又要有检查，形成真抓实干、令行禁止这样一个局面。

　　——习近平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在不断实践中探索推进。

　　实践出真知。习近平说过：“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当年在习近平身边工作过的人经常向记者提及，“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是习近平在浙江推进一系列改革决策和举措中始终坚持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在调查研究中，习近平坚持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他强调要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尽可能多取得第一手材料，并要及时总结经验，把基层改革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认识，推动面上的制度创新。

　　本世纪初，随着小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义乌，在为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劳动力资源的同时，各类劳资矛盾也不断浮出水面。为了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义乌市总工会大胆探索，创造出社会化维权的新模式。了解相关情况后，2005年习近平亲自带队到义乌调研。

　　让时任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印象深刻的是，正值盛夏，为了解一线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习近平下车间访工人，进食堂看伙食，到宿舍看住宿环境，“习书记衬衣都湿透了，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他说只有到一线才能真正了解情况，才有发言权。”陈有德回忆。

　　经过亲自调研，习近平对义乌市工会创新完善工会维权机制作出精辟总结：“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初步建立了以依法维权为基本手段，以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为基本载体，以包括外来职工在内的低收入职工群体为对象，以协商、调解、参与仲裁、提供法律援助为基本内容的维权新机制。”

　　在习近平的关心重视下，省委在义乌召开全省工会维权工作现场会，学习推广义乌市工会维权经验。后来，全国总工会也在义乌召开了全国工会维权机制建设经验交流会。

　　在习近平的心中，工人、农民分量一样重。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是习近平在浙江的基层联系点之一。自2003年4月第一次来这里后，他就一直把这个浙西的小山村挂在心上，4次来到村里调研。在时任淳安县委书记陈新华看来，“习书记的联系点实际上也是他的信息点、知情点和实验点。”

　　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推动出台了一系列农村改革的决策、意见和制度。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农村工作指导员和科技特派员制度、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建设等，无不通过大量的基层调查研究，通过包括下姜村在内的基层窗口掌握了解实情，从而形成决策依据。

　　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如果把调研决策看作是改革的“最先一公里”，那么执行落实则是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求真务实、一抓到底，是浙江干部群众对习近平抓改革的深刻印象。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习近平非常重视改革督查工作。他强调，既要有布置，又要有检查。“决策只部署不检查、抓而不紧等于没抓，只吆喝、没督查就难以落实”。他自己每次下去调研，都要深入了解各地贯彻中央精神和省委决策的情况。

　　浙江省委督查室有关同志回忆，对“八八战略”“平安浙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决策，习近平都要求督查室不断开展专题督查，督促检查决策实施的进展情况，工作还有哪些不平衡和滞后的现象，及时发现典型、总结经验、查找差距、鞭策后进、提出建议，并且都要作出专题汇报。

　　有一次与省委督查室干部座谈时，习近平尖锐地指出，“省委作出‘八八战略’后，有的没有入脑入耳，我想听的内容他不汇报，他讲的情况不是我所需要的，我就点他汇报贯彻落实‘八八战略’的情况。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再好的决策部署、政策措施，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最后都是空的。”

　　改革落地补短板，脚踏实地抓落实。按照习近平的要求，浙江省委不断加强改革督查、评估、考核等工作，强化改革责任落实，下达各项改革“任务书”：对中央和省委已经部署的改革，因地方推进力度不大影响改革带来的获得感的项目，地方要坚决按时有序加快进度；对改革配套环节未跟上或改革方案顶层设计不尽完善影响改革受益度的项目，省级有关部门要抓紧开展调查研究，切实提高改革的联动协同效应；对于部门认为改革力度很大，但群众知晓率不高的项目，要一一查摆原因，分析究竟是部门“花拳绣腿”搞改革，还是地方改革落地“最后一公里”没打通，抑或是改革宣传引导不够。省委还出台有关意见，强调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严肃执纪问责，同时实行改革容错免责，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允许试错、责任豁免的机制，不断激发干部改革创新的活力。

　　今年召开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调，“巩固和拓展作风建设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健全抓常抓细抓长工作机制”，“切实打通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继续唱响创新和实干的最强音，干出改革发展的新境界。

　　后记

　　光阴荏苒。历史的时针拨回到2007年3月25日的下午，在宣布中央关于浙江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变动决定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临别赠言：“现在要与同志们告别，离开浙江，留恋之情，难以言表。我在浙江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了许多在以往的经历中学不到的东西。”

　　从习近平的这番话中，浙江干部群众感受到的是他对浙江这片土地的殷殷深情，是他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博大胸怀和科学精神。

　　大道溯源，潮起钱塘。习近平在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但为浙江开辟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阳关大道，更赋予浙江人民不断改革创新的无尽动力，激励浙江继续“勇立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