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我就到后陈村采访过。

　　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我和后陈村首任村监委主任张舍南各搬一块砖头坐在地上。他自豪地说，哪怕买一袋水泥、一吨砂，没过村监委的眼，都不可能入账，村监委要对村民负责。

　　成立村监委，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因为村级财务问题，后陈村两任村支书“落马”、百姓联名到县里上访……村监委刚出现时，全身上下都沾满了“土味”。

　　当时的武义，土地被征用后，大笔征地款打到村集体账户。当时的白洋街道纪委书记徐向阳对记者说，村里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钱，怎么分、怎么花，必须有村监委这么一个“守门人”。时任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说：“村级组织需要一个监督机构，这是对村级权力的一个制约。”

　　2004年，后陈村成立全国首个村监委。当时，武义县委对这一创新非常支持。2005年，习近平同志深入后陈村调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自那次采访后不久，我在省内其他地方采访时发现，有些村的办公场所门前多了一块村民监督委员会的牌子。为什么会挂这块牌子，村干部回答：“后陈经验。”

　　记者记忆最深的，是在安吉的一次采访。村里整治河道，村监委主任天天蹲在河边，挖出来的砂石一车车过磅。最后一结算，每笔账都清清楚楚。

　　安吉和武义，相隔数百里，但村监委主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却是相似的。

　　时隔13年后记者再次漫步后陈村，不禁令人联想到中国的另一个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978年，这个村的18名农户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而以村务监督制度为核心的“后陈经验”，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在全国铺陈出一幅斑斓画卷。2010年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这一做法确立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