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姚玉峰老师是在两年前的眼科学课上，那年我大三。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姚老师进门便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

　　助教告诉我，为了提高角膜疾病的治愈率，姚老师办起义务培训班，将自己独创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术”传授给同道。大家无不称赞他高超的医术与无私奉献的精神。

　　姚老师说，在他成长的路上，有不少人做了他的“摆渡人”，他也要做这样的“摆渡人”，这样才能惠泽所有患者，才能不违学医的初心，才能不违导师的厚爱，不违国家的期望。

　　第二次见到姚玉峰老师，是在一年前眼科见习期间，那年我大四。在邵逸夫医院的眼科手术室，我旁观了姚老师精湛的技术。

　　术后带教老师告诉我们，姚老师在我们这个年纪时，曾有机会享受优厚的待遇留在国外，却心系祖国与患者，毅然选择回国。这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责任感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家国情怀让我动容。

　　第三次见到姚玉峰老师是在半年前眼科实习期间，这年我大五。临近中午下班时，在邵逸夫医院，我看到他帮助一位陌生的老奶奶挂号，还自掏腰包付费。医者仁心，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了。

　　姚老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作为将来的一名年轻医生，我要学习姚老师严谨的工作态度、高超的医疗技术、刻苦的钻研精神，更要学习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与担当。

　　（本版发言由本报记者李文芳、严粒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