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时代的呼声。

　　习近平总书记从时代高度号召全党“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的声音”，谱写民族复兴的恢宏篇章。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的改革强省、创新强省、开放强省和人才强省，就是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八八战略”，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实现“两个高水平”的战略举措。

　　事实上，问题导向，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我们知道，人类在思维发展和精神产品生产中，起先是遵循概念导向的。柏拉图从现象世界中抽象、概括和把握事物的一般性本质特征，给出概念，作为思维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和构成命题开展推理的要素：“在一个有许多不同的多种多样性的事物的情况里，我们都假设了一个单一的‘相’或‘型’，同时给了它们单一的名称。”（《理想国》）同时，通过概念的演绎推理，柏拉图构建起“理念王国”，开创了理论研究遵循概念导向的先河。这种思辨模式类似于我国西周时期产生的金木水火土构成世界的五行说，以及《易经》里用八卦阐述世界、推演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关系。概念导向到黑格尔时达到了顶峰，他坦陈“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历史哲学》）

　　概念导向曾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知识系统的构建，但显见其缺乏实践维度，容易出现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不接地气问题。

　　真正扭转概念导向的思想家是马克思。他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发现了概念背后的现实：“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说，并非是概念、逻辑、范畴，而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实践，是人与对象共同参与、相互设定、互为创造的问题，即事物的矛盾，诸如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等相互作用的矛盾，才应占据人类思维、理论和思想的中心地位，从而使概念导向走进问题导向、走入实践导向。

　　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真正要批判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集权问题》）实践证明，抓住了矛盾，解决了问题，就能推动事物发展，取得事业成功。

　　但是，坚持问题导向，绝非是坐等问题上门：不是环境恶化了，才去治污；不是大楼着火了，才去检查消防；不是房屋坍塌了，才去整治危房；不是山体滑坡了，才去治理地质灾害；不是群众集体上访了，才去解决有关问题……这种事后诸葛亮、跟着问题屁股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显然不合问题导向的精髓，只会增加社会成本。

　　科学的问题导向，首先应坚持矛盾论。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反对党八股》）只有坚持矛盾观点，认识矛盾普遍性，增强忧患意识，而非满眼春风，时刻考虑矛盾，留心发现问题，才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其次应增强科学性。博弈论有个著名的“搭便车”模型：一富一贫两家毗邻而居，面临出行不便问题。当富家去说服贫家共同出资修路时，后者不理，因前者进出频繁且高朋常到而不得不独自修路，这样贫家就搭上富家行路的便车。这个模型揭示了社会自身有消化解决矛盾的机制和能力。政府要增强自身行为选择的科学性，善于抓住牵引宏观发展的主要矛盾，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突破口，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去解决社会问题，使政府更有为、市场更有效、社会更有力。

　　再次应恪守使命感。经济学用“黑天鹅”（小概率影响大的事件）和“灰犀牛”（大概率影响大的事件）表示两类风险的存在状态。相对于“黑天鹅”的难以预料性，最令人痛心的是“灰犀牛”：看得见的潜在危机，因为侥幸、拖延，或体制性忽视，积重难返，最后显现暴发，难以收拾。每位党员干部都应以崇高的使命感，不回避矛盾，不惧怕问题，善于见微知著，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将问题消灭在显露之前，变事后补救为事前工作，推动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