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是我国以政府改革创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鸡毛换糖”开始，各级政府就开始为市场的发育、成长保驾护航：在上世纪80年代的马路市场时期，政府角色体现为降低商业贸易的不确定性，为市场的萌芽提供制度保障；在小商品市场逐渐成型、扩张的过程中，政府作用又体现为促成集体行动，弥补市场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不足；在义乌经济体量逐渐壮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的持续推进，及时破除了“小马拉大车”的体制约束；进入新世纪后，政府又一次通过设立“国家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打破了外贸管理体制的制约，为义乌拓展商品贸易的国际市场打开了局面；十八大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为义乌拓展、巩固面向非洲、东盟、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避免国家沦为掠夺之手，关键在于准确定位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避免政府引导变为行政推动，甚至以行政替代市场。如上所述，政府在义乌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我们更要看到，各级政府在义乌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严格将自身角色定位为引导、扶持，把政府工作的重点限定在破除掣肘市场机制的体制机制约束，以及纠正和补充市场失灵等方面。也正因此，我们决不能只看到义乌经验中的政府作用，更应认识到，来自义乌、浙江，乃至全国、全世界的成千上万市场参与者，也是抓住市场机遇、创造义乌奇迹的重要行动者。正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微观行动者，使得义乌不仅有着持续发展的根基，也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改革获得感。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