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那种一看到、一说到篮球就会满脸阳光的人，不管是在屏幕前还是在赛场边。

　　那天晚上散步，路过杭州文三路232号浙大西溪校区北园时，不知怎么下意识地就往里走。门卫是一名中年男子，朝我看了一眼但没有阻拦，我径直走向运动场。天色已经很黑，模模糊糊中只见大约有六七个男生还在打篮球。我心想，这批孩子可真贪玩，那么黑了还乱打一气，又不是灯光球场。随即自己又哑然失笑了：哈，你自己读中学时，不是也常常打球打到天昏地暗吗？以至到了实在连投出去的球也很费力才能找到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球场。回到家里免不了要挨骂，但这耳进那耳出，打球之心满是欢喜，哪里还在乎大人的责怪呢。

　　在操场走了两圈，忍不住又走回篮球场，看见场边一个同学竟打亮了手机电筒，高举着算作照明，大家便哄笑起来。我走过去说，你们年轻人球瘾可真大哟，用手机电筒作照明打球也算是一种发明呢。那同学马上应和说，这是自制灯光球场！我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他们继续乱打乱投，直到他们和我都恋恋不舍地离开球场。

　　我想，能打篮球的年华是多么美好的年华啊！

　　我从上初中时就酷爱打篮球。那些年上课时，班里的篮球多数时间是踩在我脚下的，下课铃一响，我就抱起篮球第一个冲到球场上。有一次，上课铃响了，我还是再投了一个球，等抱着球冲到教室门口，教化学的女班主任曲美君老师已经拦在那里。她似怒似笑地嗔怪说：“陈永昊，你要是少打点球，成绩可能还会好一些呢！”是是是，我嘴里应着，心里却想，多几分少几分又怎么样，哪赶得上打篮球的快乐啊！多少年后，退休了的曲老师和丈夫一起到无锡休养，我特地把他们接到湖州，陪着逛了一天。提起那个终生难忘的场景，没想到曲老师也依然记得呢！

　　再后来是上山下乡，再没机会摸篮球了，直到我当了安吉县一所民办中学的老师。那时是和学生一起打球，农村男孩子身体壮硕高大的也不少，下课时打起球来师生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全无尊严谦恭，是身心最爽的时刻。开始时，一些高大调皮的男生在上课时也仍然嬉皮笑脸，我便扳下脸来，甚至用蛮力将“出头鸟”拖到黑板前罚站。我又把“球员”们集合起来，讲解课堂和球场、老师和学生之间必须遵守的纪律，并威胁说，如果有人不改，我就不再教他们打球，更别指望我和他们一起玩球。这招还挺管用，从此那几个男生再也不敢在课堂上“捣乱”了。

　　当然后来我也反省，课堂纪律不能全靠这样训斥，关键还是要把课上好。从此以后，除了认真讲课，我还经常给学生们讲故事，讲《红灯记》中李铁梅的故事，讲诗歌《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学生们很喜欢听，以至我成了当时公认的语文好老师，领导还让各校的语文骨干老师来听我的“公开课”。

　　那一天，我们班的教室里挤满了人，连窗外也站着不少老师。我和学生们都得意极了，我每提一个问题，下面的手都举得高高的，轮到回答问题的同学都站得笔直，挺起胸脯，声音自豪而响亮……

　　常言道，功夫在什么什么之外，我想，打篮球也促使我转变作风，成了一名好老师，这也算一个例证罢。

　　因为打球有点小名气了，自然就成了当地篮球队的一员。有时放学后在食堂吃了饭，就和农民兄弟们骑上自行车，呼啸而去，赶到20里路外的灯光球场，这个球场可能是当时安吉县最豪华的篮球场了。我们的篮球队和对手来了场恶战。我因为是主力队员，一场球基本从不被换下。打完球又呼啸而去，在月色下蹬着自行车，说笑间就到家了。如今回想起来，自己都诧异得很。那时生活非常艰苦，缺粮少肉，人精瘦的，可打球的劲儿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到球场上，精神和体力都十足，一群小伙子不顾一切横冲直撞。那时，可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啊！

　　上大学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仍然热衷于打篮球，带着班队找这个班那个班打，打遍全校不算数，又到校外找人打。班里同学很团结，男女生啦啦队拥来拥去的，好不热闹。又去参加全省大学生篮球赛，虽然是板凳队员，有点遗憾，但总算过了眼瘾，也聊可自慰了。

　　毕业后在大学里当了10年老师，也打了10年篮球。调离学校后，球打得渐渐少了，人也就渐渐老了。我最后一次参加非正规比赛大约是10年前，58岁时，浙江大学文科中老年教师球队叫我去打球。那一次，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奋力，也得到队友表扬，但意识和动作毕竟不能时时同步了。我那时就想，唉，能打球的年华是多么美好的年华啊！

　　是的，打篮球是青春的竞力，无关年龄；看打篮球，是旁观青春的竞力，也无关年龄。

　　现在我有时还在梦里打篮球，腾挪切入、三步上篮，来回传递、起跳投篮，都十分真切。我不明白，青少年时我喜欢的运动项目不少，比如也特别喜欢乒乓球，为什么就从来没在梦中“演练”过？

　　这，也许就是我和篮球的情缘吧。